这得从八十年代初说起。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几年，全社会都在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老师们的地位还没提上来。好多老教师熬过了特殊时期，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工资低、住房挤，社会上甚至还有“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上头觉得这样不行，得有个法子把尊师重教的风气树起来。
当时关于教师节放哪天，其实有好几个声音。有人提议放马克思诞辰那天，说是要有革命意义；有人主张随五一劳动节一起过，算是劳动者的一部分；还有人说干脆用孔子诞辰，体现文化传统。但这些想法都各有各的顾虑，要么太泛泛，要么太局限，要么又跟其他纪念日冲撞。
邓公当时管着教育科技这块，他琢磨着这事不能拖。八四年年初，有几位老教授写信给他，直言教师待遇问题，还提议设个专门的教师节。邓公看了信，当场就跟身边人说：“教师的事情必须专门办，不能凑合。”他觉着，这个日子得纯粹、好记，还得跟开学挨着——九月刚开学，学生们都返校了，这时候给老师过节，气氛最足，效果最好。
后来在开会定日子的时候，邓公就拍了板：“我看就九月十号。”为什么挑这天呢？他讲了几层考虑：第一是避开开学最忙乱的头几天，等各校工作走上正轨了再过节；第二是离国庆节还有段距离，不会互相冲淡；第三是这个日期数字顺口，好记，容易推广。他特别强调：“教师节不是走形式，是要让全社会养成习惯，一到这天就想到老师的辛苦。”
这话传出去之后，教育界一片叫好。很多老教师说，邓公这是给全国教师实实在在撑腰。果然，八五年九月十日，第一个教师节办得热热闹闹，各地都给老师发慰问品、开表彰会。从那以后，涨工资、评职称、改善住房这些实事，也跟着教师节的推动一步步落实下来。
所以回头看看，九月十号这个日子，背后其实是邓公那种务实风格——不扯虚的，不求高大上，就找一个最便于执行、最能见效的日子，把尊师重教的风气实实在在地推开来。直到今天，每当我们过教师节，除了感念师恩，也该记得当初定下这个日子的那份用心：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