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阿婆总是坐在那扇旧木窗后面。
窗是老式楼房的那种，漆皮斑驳，窗棂磨得发亮，玻璃却总是擦得干干净净，能照见外头那棵老槐树晃动的影子。我每天放学经过，一抬头，总能看见她坐在窗后那张藤椅里，灰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有时在择菜，有时就只是静静地看着楼下。那扇窗，像一幅方方正正的画框，李阿婆就是画里定格的人物。
她是我家的老邻居，一个人住。母亲常让我给她送点自家做的吃食，我便成了那扇窗后的常客。屋里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有股淡淡的樟木和草药混合的味道。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的“看”，和旁人不同。她看楼下嬉闹的孩子，眼神是软软的，带着笑；看收废品的老师傅吃力地蹬车上坡，会轻轻地叹口气；看到邮递员来了，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会亮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只是点点头，接过那些大多是广告的邮件。那扇窗，是她和整个世界打招呼的唯一方式。
有一年冬天，我发烧请假在家。傍晚，迷迷糊糊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开门一看，是李阿婆。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冒着白白的热气。“用老姜和红糖熬的，趁热喝，发了汗就好。”她说话慢慢的，把杯子递给我，手有些抖。我接过来，指尖碰到她冰凉的手背。她没多留，只嘱咐我关好门，就又慢慢挪回了对门。我趴回床上，正好能瞥见她那扇窗。天色暗了，屋里没开灯，她就隐在窗后那片灰蒙蒙的暗影里，只有个模糊的轮廓，好像她本就是那窗的一部分，安静地守着这一隅暮色。
后来我才断续知道，她独子远在边疆，工作特殊，几年也难回来一趟。老伴早走了。那扇窗，是她等信的地方，等电话的地方，等一个遥远身影或许突然出现在楼下的地方。但她从不对人念叨这些，只是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把所有的盼望与寂寥，都静默成窗口一幅波澜不惊的剪影。
再后来，我家搬去了新小区。离别时，她往我书包里塞了好几包自己晒的山楂干。“上学累了，泡水喝。”她拉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常回来看看。”手还是那么凉。我从渐渐开动的车后窗望去，她依然站在单元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记忆里的一个点。但我眼前却异常清晰地浮现出那扇旧木窗，和窗后那个坐得直直的、望着远方的身影。
如今，高楼大厦的玻璃窗明晃晃的，干净又气派，却很少再见到那样一扇“活”着的窗了。李阿婆和她的那扇窗，仿佛是一个时代的温柔注脚——她用一生的时光，把自己坐成了一扇窗。窗外，是流转的四季和纷扰的人间；窗内，是固守的时光与无声的海洋。那扇窗，框住了她的世界，她也成了那扇窗里，最深沉、最熟悉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