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春雨过后，李家村的空气里混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村支书老陈蹲在田埂上，捏起一撮土搓了搓，指着远处那片蓝顶大棚说：“五年前，这儿还都是撂荒地，草长得比人高。”
我跟着他走进大棚，番茄藤攀着吊绳向上蔓生，红绿相间的果实密密挂着。技术员小刘正拿着平板电脑检测湿度数据，屏幕上的曲线随着他的操作起伏变化。“以前种地靠天吃饭，现在靠它。”老陈拍了拍小刘的肩膀，又指指自己晒得黝黑的胳膊，“但有些东西，机器还是替不了。”
村委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规划图，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手绘的村落老地图，墨迹已微微晕开。老陈说那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上面标注的古井位置，去年修复后成了旅游打卡点。“游客来看的是风景，乡亲们守着的是命根子。”他抽屉里锁着三十多本民情日记，从道路硬化到留守儿童入学，每件事后面都有红蓝两色笔迹，红色是问题，蓝色是解决进度。
晚饭在他家用餐，四方桌上摆着清炒菜薹和腊肉。他妻子边盛饭边说：“这人轴得很，前年开发商想来租后山，价格开得高，他非要留作集体林地。”老陈扒拉着饭粒：“林子要是没了，山泉水就得断，山下三百亩茶园靠什么活？”后来村里自己搞林下菌菇种植，去年每户分红多了八千块。
夜幕落下时，我们走到村口的百年香樟树下。树旁新装了太阳能路灯，光亮照着树下石碑上“耕读传家”四个字。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拉二胡，调子悠悠地飘在晚风里。“看见那个穿黄衣服的孩子没？”老陈指着戏台前奔跑的小男孩，“他爹妈以前在广东打工，现在茶园当管理员，天天能陪孩子写作业。”二胡声里夹杂着孩童笑声，远处大棚的补光灯星星点点亮起来，像落在地上的银河。
离开时老陈送我到村口，手电光划过路边新栽的桂花树苗。“这些苗子还得再熬三四个春天才能开花。”他转身往回走，背影慢慢融进错落的灯火里。车开出很远回头望，村委会二楼的窗户还亮着，那点光在层层叠叠的山影间，明明灭灭的，像是从土地深处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