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最盛的那年夏天，教室里的风扇吱呀转着，黑板上高考倒计时的数字越来越小。老王扯了扯洗得发白的校服领子，望着窗外工地上的塔吊愣神。他爹就在那个工地上干活，常常念叨：“楼盖起来，城市就新一点。”老王觉得这话挺土，但每次看到楼又高了一层，心里又会暗暗一动。

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家国”，只知道自己家的日子要过好。小雅每天下课第一个冲出教室，她要赶回去帮奶奶看小吃摊。油锅一热，烟气腾腾里，她麻利地打包着炸串，收钱找零，顺带背两个英语单词。她说她的志向很简单，将来学食品专业，让奶奶的秘方变成能注册商标的好味道。我们笑她“吃货理想”，她却认真地说：“一个家好了，千万个家好了，国不就好了吗？”

直到疫情来了。城市突然静了，工地停了，小吃摊收了。老王他爹没活干在家干着急，小雅奶奶天天盯着新闻叹气。我们关在家里上网课，屏幕那头老师的声音常常卡顿，但总反复说：“你们这一届，不容易，但也是经历历史的一届。”

变化是在某个深夜发生的。社区网格员在群里喊，需要人手帮忙分菜。老王第一个报了名，他说他爹教过他力气活怎么干最省劲。小雅也去了，她说她算账快。我们一大批人，戴着口罩，在路灯下把一箱箱蔬菜搬来搬去，分装成袋。冻得手指发僵的时候，老王忽然说：“哎，我觉得我在盖另一种楼。”没人笑他土。那种感觉很奇怪，原来“家”和“国”之间不是空的，它就填塞在我们一袋一袋传递的萝卜白菜里，填塞在手机屏幕上同学间互相提醒的“注意防护”里，填塞在小雅琢磨着怎么把奶奶的配方做成方便食品让隔离的人也能尝到家乡味的奇想里。

高考前最后返校那天，我们看到工地复工了，塔吊又开始转动。小吃摊的灯也亮起来了，空气里是熟悉的油香。黑板上的倒计时变成了“1”。老王走过来，手肘碰碰我：“我想好了，报土木工程。以后盖真正结实的楼，能扛震的那种。”小雅整理着刚发下来的志愿填报指南，头也不抬：“我加了个食品科学与工程，双学位应该很累，但我想试试。”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青春之志，原来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宏大口号。它起于自家灶台的温度，承于对身边人处境的共情，最终汇向一个让更多灶台安稳、更多灯火长明的愿望。它是我同桌想盖的楼，是我前桌想守护的味道，是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寻常少年，在生活的尘土与磨砺中，悄然立下的、关于“更好”的朴素决心。这些决心像散落的星，看似微弱，但当我们各自朝着认定的方向走去时，便已在不自知中，共同照亮着这片土地未来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