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的眼镜斜挂在耳朵上，粉笔灰沾满了袖口。他正讲到“过去完成时”的用法，唾沫星子随着激昂的语调在阳光里飞舞。我盯着黑板上的例句，那些字母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就是爬不进脑子里。同桌小胖用笔戳了戳我，压低声音说：“看，老王今天穿的新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
就那一瞬间，一个荒唐的念头像一样在我脑子里炸开了。这念头毫无道理，蛮横无理，但我就是按不住它——我想把王老师按在地上，就在这讲台旁边，抄一节课。
不是打架，不是报复。就是一种纯粹的、孩子气的冲动：黑板太高，笔记太乱，他的皮鞋太亮，晃得我心烦。我想把他“按”到和我视线平行的地方，让他用那支总爱断的红色粉笔，在冰凉的水磨石地板上，一笔一划地，把那些该死的语法规则给我抄清楚。天花板太高，让人发晕，而地板实在，趴上去，或许那些“had done”和“have done”才能老老实实地钻进我的记忆。
我开始想象那个场景。王老师肯定会挣扎，他那件总爱穿的中山装会蹭上灰。他会骂：“反了你了！”但我会用尽全身力气——虽然我大概率按不住他——告诉他：“就一节课！您就在这儿写，我蹲着看，看得清楚。”地板是暗绿色的，粉笔写上去，会是刺眼的白色。过去完成时，写左边；现在完成时，写右边。虚拟语气，画个圈圈在中间。他写一句，我记一句。没有黑板擦扬起让人咳嗽的灰尘，写错了，用袖子一抹就行。他的新皮鞋会在我眼前扭动，鞋底的花纹沾上一小片白色的粉末。
其他同学会怎么反应？小胖大概会惊得把橡皮吞下去。学习委员可能会跑去叫校长。但我不在乎。我只是觉得，当老师被“放倒”，和我的作业本、我的球鞋处于同一个平面时，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会不会也摔下来，摔得亲切一点，平易近人一点？他急促的呼吸会喷在地板上，我紧张的呼吸会喷在他的后脑勺。我们在这个不体面的、荒唐的姿势里，或许能达到一种奇特的平等。他不再是一个需要仰视的、在讲台上走动的声音和符号，而是一个被我（在想象中）制服的、同样会喘气、会流汗、会在地上留下字迹的人。
他会怎么写呢？是愤怒地、用力地把字母戳碎，还是无奈地、慢慢地画出工整的笔迹？地板的接缝会不会影响他的书写？写着写着，他会不会突然叹口气，说：“其实这个时态，也没那么难……”然后就用最直白的话，从地板上给我解释一遍？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得最认真的一节课。因为代价太大了，简直是一场想象中的“犯罪”。
下课铃突然响了。王老师合上书，拍了拍袖口的粉笔灰，说了句“下课”，那双亮晶晶的新皮鞋笃笃地走出了教室。我猛然回过神，手心里全是汗。黑板上的例句已经被值日生擦去了一半。那堂地板“笔记”课，只在我一个人的脑海里，惊心动魄地上演又落幕。我最终没有那个勇气，去实践一次对“师生距离”最粗暴却也最亲密的篡改。但从此，每次看到语法规则，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暗绿色地板上，那一行行并不存在的、歪歪扭扭的白色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