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老陈在西北荒漠里迷了路。他是经验丰富的地质队员，偏偏那次卫星定位失了灵，暴风卷走了地图和水壶。独自一人，面对的是毒日头、流沙和望不到头的黄沙。头两天他按记忆往回走，越走心越慌，嗓子冒烟，嘴唇裂出血口子。第三天晌午，他瘫在沙丘背阴处，忽然瞧见几只沙鼠窜过。他愣愣看了半晌，猛地爬起来，不再找路，反而跟着沙鼠的踪迹慢悠悠挪。沙鼠洞附近有些干瘪的草根，他嚼了；找到一小片湿沙子，他刨了半米深，用衣服滤出点泥浆水润喉。就这么跟着这些小东西，第四天傍晚，他跌跌撞撞撞见了一条几乎干涸的河床，沿着河床走了半夜，终于看到了勘探队的车灯。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阿梅的。她在城里开了家小餐馆，手艺好，生意本来不错。可疫情一来，封控令让堂食彻底停了。头一个月，她看着冷清的店面，整夜睡不着，存款像水一样流走交房租。她试过做外卖，可平台抽成高，竞争也大。有天她在后厨盯着半冰箱的菜发愁，听见送菜的老王打电话抱怨，说好几个小区的老人买菜难，儿女不在身边，手机软件玩不转。阿梅心里一动。她立刻印了几百张简单菜单，标上电话，让老王帮忙塞到那些老小区信箱里。她不搞平台，自己接电话记地址，菜单就做五六样家常菜，荤素搭配，用保温盒装好，算上一点跑腿费，价格还比平台便宜。一开始一天两三单，她骑电动车自己送。慢慢口碑传开了，订单多了起来，她忙不过来，干脆把隔壁两家倒闭餐馆的伙计雇来一起送。后来封控结束，她的店反而多了批忠实的老年顾客，生意比从前更稳当。
还有大山里的孩子小川。他十岁那年，山洪冲垮了唯一的木桥，也冲走了他上学的路。对岸的学校看得见，过不去。大人们说要等上面拨款修桥，起码半年。小川没等。他每天清早跑到断桥边，把书包用塑料袋裹紧绑在背上，光着脚丫，顺着洪水冲出的陡峭河岸往下溜，找到河面窄、水流缓的地方，憋口气游过去。上岸后浑身湿透，他就跑到学校后墙边，靠着太阳把衣服晒个半干再进教室。老师同学见了心疼，他却咧嘴笑：“不冷，水里可凉快了。”后来老师把这事告诉了村里，村里人坐不住了，凑了材料，出工出力，硬是在一个月内搭起了一座简易的竹桥。小川用他的方式，给自己和伙伴们“渡”出了一条路。
这些事看着没什么惊天动地。老陈没徒手斗恶狼，阿梅没成商业巨头，小川也没拿什么大奖。但生存的学问，往往就藏在这些最普通的挣扎里。老陈的启示是，绝境里，有时最大的智慧是放弃固执的“方向”，转而观察和跟随那些最卑微却最懂这片土地的生命，它们知道生机在哪里。阿梅的故事说，生存不是硬扛，是转个弯。当大路被堵死，就去看看那些被忽略的、细小的需求缝隙，把自己变成恰好能填进去的那块石头。小川则告诉我们，生存的主动权，有时候就是一股子不等不靠的“蛮劲”。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他知道，路断了，就用身体去淌出一条来，他的行动比任何抱怨都更有力量。
生存从来不只是物理上的活着。它是在变故突然砸下来时，脑子还能转，眼睛还能看，手还能在有限的条件里摸出点办法。它不一定多高明，甚至显得笨拙，但管用。这些故事里没有超人，只有不肯躺平的普通人。他们的生存之道，无非就是：看清眼前最具体的困境，抓住手边最微小的资源，然后，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