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条老巷子的尽头，那栋房子的墙皮总在雨天散发出潮湿的苔藓味。我的童年记忆是由无数个黄昏拼接而成的——坐在祖母的竹椅上，看她用一把旧剪刀把晒干的草药细细剪碎，空气里弥漫着苦香。那时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条巷子的宽度，从东头的杂货铺到西头的槐树，跑一个来回就是全部的距离。我的独特历程，或许就是从意识到这条巷子并非世界的全部开始的。
第一次“越界”是在十岁。我偶然在父亲的书柜底层翻到一本残破的《山海经》绘图本。那些狰狞或飘逸的异兽，那些从未听说的国度，像一把钥匙，“咔哒”一声打开了我对“外面”的想象。我开始用攒下的零钱买地图，旧书摊上的、火车站卖的，我把它们贴在床头，用铅笔在那些陌生的地名上画圈。黄河的“几”字形，青藏高原的褐色，曾母暗沙的小点……我着迷于这种抽象的连接。这种连接无关考试与分数，它只关乎一种纯粹的、近乎本能的好奇：我想知道，那些地方吹着什么样的风，生活着什么样的人。这份最初的地图情结，成了我后来所有选择的隐秘底色。
我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笨拙的自我建设。我试图成为很多个“我”：在课堂上努力扮演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在深夜的台灯下却写着只有自己才懂的、模仿朦胧诗风格的句子；在篮球场上拼命奔跑想融入集体，转身又躲进图书馆的角落，在哲学史里寻找孤独的共鸣。这种分裂并不痛苦，反而让我感到一种充盈。我像一块海绵，不加选择地吸收着一切能触及的养分，好的，坏的，雅的，俗的。我渐渐明白，一个人的内核，是在无数次的尝试、碰撞甚至自我否定中，慢慢沉淀下来的。那些读过的杂书、听过的磁带、写满又撕掉的日记，共同参与了对“我”的塑造。
真正意义上的“出走”发生在我十八岁那年。我选择了一所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专业是当时听起来有些玄虚的人类学。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西南的一个小村寨。我住在村民家里，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祭祀。我至今记得，那位总是沉默的苗族老银匠，在火塘边用我几乎听不懂的汉语，讲述纹样里祖先迁徙的故事。那一刻，书本上的“文化”“符号”“传承”全部落地，变成了他手中錾子下飞舞的银光和皱纹里深邃的目光。这次经历像一次剧烈的化学反应，它让我此前所有的纸上谈兵，都找到了现实的落点。我意识到，理解世界，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人，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
毕业后，我的轨迹更加散点化。我在城市写字楼里做过白领，感受过现代商业社会的效率与冰冷；我也曾背包旅行，在东南亚的夜市摆过地摊，体会最原始的生存交换。我做过自由撰稿人，用文字谋生；也参与过公益项目，在乡村小学的教室里，看到另一种渴望的眼睛。这些角色切换，并非一帆风顺的职业规划，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闯入”。每一次闯入，都像在已有的“我”之上，覆盖一层新的图层。图层多了，画面反而清晰起来——我越来越看清自己热爱什么，抗拒什么，擅长什么，又对什么无能为力。
如今，我生活在一座沿海城市，从事着与文化记录相关的工作。我依然喜欢地图，但更着迷于绘制人心的地貌。我的故事谈不上波澜壮阔，没有戏剧性的逆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它只是一连串的选择、一些偶然的相遇、无数次内心的摇摆与坚定。如果说有什么是独特的，那可能就是这份始终未被磨平的“好奇”与“勇气”——对未知世界保持好奇，对尝试另一种生活可能保持勇气。我的历程告诉我，关于“我”的答案，不在起点，也不在某个预设的终点，它散落在每一步或深或浅的脚印里，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捡拾和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