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的梧桐树被炮弹削去半边的时候，我和阿成蹲在断墙后头分一个烤红薯。红薯烫手，心也慌，咬下去满嘴甜腻混着硝烟味。他突然说：“我爸昨儿没了，在厂门口。”我没抬头，含糊地“嗯”了一声，把最大的一块掰给他。那一年，我们十六岁，墙外的世界兵荒马乱，墙里的我们学会了用沉默下咽。
学校搬到城隍庙的大殿里上课。先生的长衫下摆总是沾着泥，讲《出师表》讲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声音就哑在梁间的蛛网里。我们趴在褪色的供桌上写字，墨是兑了水的，字迹淡得像随时要逃走。小瑛的座位挨着破掉的窗棂，有次流弹打碎了最后一块完整的玻璃，她没尖叫，只默默把碎碴子扫到香案底下。后来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抄着半阙李后主的词：“梦里不知身是客。”我递回去，在背面歪歪扭扭补上：“醒来还要考算术。”她笑了，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那大概是我们最后一点像孩子的时刻。
街面上的消息比瘟疫传得还快。今天说东边赢了，明天说西边反扑。大人们脸上都挂着一副相同的、疲惫而警惕的神情，像戴久了摘不下的面具。我和阿成去码头扛活儿，麻袋压得脊椎嘎吱响，换来的糙米里总掺着沙砾。黄昏收工，我们坐在废弃的铁桶上，看江对岸的火光忽明忽灭。阿成卷着劣质，呛得直流泪：“打完仗，我想去念机械。”说完自己先愣住了，仿佛说了句梦话。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响，不知又是哪家的青春被提前收割。我们拍拍*上的灰，各自走进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
后来，仗真的打完了，以一种我们没预料到的方式戛然而止。没有欢呼，街道上突然挤满了陌生的、整齐的歌声和红旗。我们站在自家门口，有些手足无措，像跑龙套的误闯了别人的压轴大戏。小瑛家跟着厂子迁往北方，临走前她剪了短发，像个清秀的小伙子，把一捆旧课本塞给我：“用不上了。”阿成终究没去成机械学校，顶了他爸的缺，在重建的厂里当学徒。他手上的茧越来越硬，信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逢年过节一张干瘪的贺卡。
很多年后，我回到那座城。梧桐树早已亭亭如盖，疤痕被新皮包裹得严严实实。城隍庙翻修成了旅游景点，香火鼎盛。我站在崭新的大殿中央，忽然想起那年抄书的供桌，想起小瑛扫玻璃碴时低垂的脖颈，想起和阿成分食红薯时那股烫手的、仓促的甜。原来我们的青春，是在那样一场浩大的、震耳欲聋的慌乱背景音里，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它的落幕。我们来不及学会优雅的告别，就被时间的洪流不由分说地推向了成年人的彼岸。烽烟散尽，废墟上长出新楼，而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永远带着那股慌张赶路的尘土气，与那份未曾好好道别的、仓皇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