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路灯昏黄，*攥着口袋里最后三十五块钱，边缘已被磨得发毛。这是他清点完所有家当后的全部——出租屋还剩半月到期，手机欠费三天后停机，而明天，他必须决定这三十五元究竟该换成一袋馒头撑三天，还是买张赌一个荒唐的转机。
三年前，他还是个小装修公司老板，手下领着七八个工人。疫情卷走了订单，合伙人在一个雨夜卷款消失，只留下三十万债务和一地狼藉。他卖了车、退了租，搬进这间不到十平米的老房，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临走时那句“等你稳当了再说”像根刺扎在心里。他试过送外卖，却因骑车摔伤被平台辞退；去工地搬砖，腰伤旧疾又复发。眼下，他连买膏药的钱都挤不出来。
深夜，他盯着天花板水渍斑驳的痕迹，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不能散。”那口气是什么？是东山再起的野心吗？他苦笑。三十五元，甚至不够买一把像样的工具。可就在辗转反侧时，隔壁传来孩子的哭声和母亲轻声哼唱的儿歌——那么温柔，那么坚韧。他突然坐起身，翻出床底落灰的工具箱，里面还有半卷电工胶布、几个旧开关和一把锈了的螺丝刀。
第二天清晨，他没有买馒头，也没有买。他走到社区公告栏前，用最后三十五元打印了五十张传单：“免费检修老旧电路，安全第一分文不取。”他贴在每个单元门口，留下那部即将停机的手机号。下午，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说家里灯忽明忽暗。他背着工具箱上门，花两小时修好线路，老人硬塞给他两个苹果。傍晚，又有一户叫他换插座，完工后女主人递来二十块钱：“不能让你白忙，以后有事还找你。”
第七天，他靠着邻里介绍的小活攒下两百块，买了新工具和材料。一个月后，他在菜市场角落摆了个“快修小摊”，招牌是硬纸板写的。社区大妈们把家里坏掉的风扇、电水壶拿来，他修好只收零件费。有人问他为啥不涨价，他擦擦汗：“大家帮我时，也没算那么清。”
年底，他在巷尾租了个小铺面，取名“35元维修铺”。开张那天，他在账本第一页写下：“三十五元买不来命运，但能买来开始。”妻子带着孩子回来，看见满墙工具和丈夫眼里久违的光，什么也没说，系上围裙帮他打扫柜台。儿子仰头问：“爸爸，咱们有钱了吗？”他揉揉孩子的头：“比钱要紧的东西回来了。”
如今，铺子每月能赚四五千，债还了一半。有人问他怎么熬过来的，他总指指墙上那张镶在相框里的、皱巴巴的三十五元：“你看，它从来没真穷过——穷的是人，不是钱。钱少了，路反而看得更清。”窗外车流轰鸣，他的命运不再是一个问号，而是螺丝刀下接连亮起的灯火，一寸一寸，照出了一条容得下双脚的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