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的槐花落第三回的时候，我真正懂了什么叫离别。
老屋要拆的信儿，是和六月的雨水一起来的。父亲把通知书对折，再对折，塞进抽屉最深处，像藏起一道疤。可爷爷什么都不藏。他搬了把竹椅，坐在天井那棵老槐树下，眯着眼，看瓦缝里漏下的光。蝉声一阵赶一阵，叫得人心慌。妈开始收拾，旧衣柜吱呀呀地响，翻出我小学的作业本，边角都泛了黄。我蹲在旁边，看她把一摞摞碗碟用旧报纸包好。报纸上的字，隔着一层油墨和薄纸，显得遥远而陌生。她包得很慢，每一个碗沿都要用手指细细抹过，仿佛那不是碗，是还温着的年月。
爷爷忽然叫我：“囡囡，来。”他领我转到屋后。那儿有一小片他伺弄的菜畦，几行茄，几垄辣椒，边上还趴着几个胖南瓜。“看到没？”他指着一株茄子根旁，新冒出的一星点绿芽，“这是去年落下的籽，自己发的。”那芽儿太小，太嫩，在巨大的、轰鸣而来的推土机传闻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爷爷看着它，像看着整个塌不掉的春天。他蹲下身，用皴裂的拇指碰了碰那两瓣幼叶，什么也没说。但我忽然觉得，那一下触碰，比妈包了一上午的碗碟，还要沉。
离别是具象的。是墙角那个被我磕掉一块漆的玩具箱，再也塞不进新家的壁橱；是天井青石板上，被雨水滴穿的凹窝，带不走；是灶台上，被油烟熏成琥珀色的窗花，一碰就碎。爷爷把他的老烟杆擦了又擦，最后用一块蓝布裹了，放进随身的帆布袋。那袋子很旧，边角磨得发白，像他手背的皮肤。他装进去的，似乎不是烟杆，是一截可以随时点燃的、关于老屋的沉默。
最后那天清晨，槐花香得有些悲壮。细碎的、米白的花，扑簌簌地落，落在空了的台阶上，落在搬家具留下的浅白印痕上，像一场安静的雪。爷爷锁门。那把他摩挲得锃亮的黄铜钥匙，在锁孔里缓缓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声音很脆，却像闷雷滚过心头。他顿了顿，把钥匙拔下，没有交给任何人，而是揣进了自己中山装的内兜，贴胸放着。然后，他转过身，没有再看那扇门一眼，只是望着那条被搬家的车轮碾出凌乱痕迹的村路，说：“走吧。”
车发动了。我从后窗回望。老屋静静地站在越来越浓的晨光里，瓦檐低垂，门扉紧闭，像一个被遗留在岸边的、巨大的空蚌壳。我知道，里面曾经包裹着我们的哭、笑、三餐、四季，如今，都被迫掏空了。只有那棵槐树，依旧立在原地，一树纷繁的雪，在风里摇着，摇着，像在挥手，也像在把所有的花香，都散给再也不回的我们。
那一刻我明白，人生的第一次离别，往往不是与人，而是与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光阴，与一个被称作“故乡”的壳。它不教你痛哭流涕，只让你心里，从此空了一块。那空出来的地方，日后会长出新的东西，住进新的人。但在每个槐花飘香的季节，那空荡荡的回响，总会提醒你，有些东西，终究是落在身后了。就像爷爷内兜里那把再也用不上的钥匙，硌着他，也硌着所有回头望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