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城相识，是在小学二年级那个飘着樟树花香的春天。他转学来的第一天，老师把他领到讲台上。他穿着一件明显偏大的旧外套，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声音像蚊子哼。老师环顾教室，只有我旁边有个空位。“你坐那儿吧。”从此，他成了我的同桌，也成了我甩不掉的小尾巴。
起初，我并不情愿。阿城太闷了，下课也不出去玩，就趴在桌上画些歪歪扭扭的小人。我那时是孩子王，觉得他无趣。转变发生在一个下午，几个高年级的男生抢了我的新橡皮，还推了我一把。我气得满脸通红，却不敢上前。一直沉默的阿城突然站了起来，像一头小牛犊似的冲过去，死死抱住那个带头男生的腰，嘴里喊着：“还给他！”他当然被轻易推倒了，膝盖磕出了血。但那几个人愣了片刻，竟把橡皮丢还给我，嘟囔着走了。我扶起阿城，看着他脏兮兮的脸上那抹倔强的神情，心里有什么东西“咯噔”一下，落了地。
从那以后，我们真成了伙伴。他家境不好，母亲早逝，父亲在工地干活。我家成了他的第二个据点。我们一起写作业，他数学极好，逻辑清晰得像一把尺子；我语文占优，天马行空地编故事。我们共用我的旧自行车，他坐在后座，指挥我穿过城里每一条小巷，去河边找最扁的石头打水漂，去废品站后的荒地里“探险”。他总能在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给我找出一个生锈的齿轮当“宝藏”，或是用铁丝和皮筋做出一个能发射纸团的小。那些简陋的玩具，是我们整个童年的辉芒。
岁月在打水漂的石片和纸飞机的航迹里溜走。我们上了同一所初中，又考进同一所高中。变化的苗头在高中悄然滋生。我迷上了吉他，喜欢和一群时髦的同学讨论音乐和电影；他则一头扎进物理竞赛里，眼镜片越来越厚，沉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依然一起上学放学，但话少了。有时我兴高采烈地说着乐队排练的趣事，他会愣一下，然后推推眼镜，说：“哦，挺好。”空气里便有些微妙的尴尬。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高三那个燥热的晚自习后。我因为一次模拟考惨败，心情坏到极点，对着一道复杂的物理题发愣。他凑过来，习惯性地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清晰的步骤。“你看，这里用这个公式，转换一下思路……”那种熟悉的、不容置疑的讲解语气，此刻却像针一样刺中了我敏感的自尊。我猛地打断他：“行了！就你厉害！不用你教！”他僵住了，笔停在纸上，留下一个浓重的墨点。他什么也没说，默默收起纸笔，转身走了。那个背影，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削和孤单。我知道我伤害了他，但少年的骄傲让我开不了口。
之后便是漫长的冷战。我们像两条不小心交错过的线，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埋头于各自的习题和压力中。直到高考前一个月，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在书桌抽屉最深处，摸到了一个硬硬的纸包。打开，里面是那年生锈的齿轮，还有一张叠得方正正的纸。纸上是他工整的字迹，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道物理题，是我那次发脾气时摔在他面前的题。在题目的下方，他写下了完整的三种解法，最后一行小字：“第一种最常规，第二种更巧，第三种是超纲的，但我觉得你会想看看。路不止一条，你一直都知道。”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
高考结束那晚，我们并肩坐在河堤上，就像小时候那样。河水汤汤，映着对岸的灯火。我们之间放着两罐汽水，很久都没说话。是他先开的口，指着远处灯火最密的地方：“我报了北方的大学，学航天。”我喝了一口汽水，气泡辛辣地冲上鼻腔：“我往南，想学新闻。”又是沉默，但这次的沉默是松软的，充满理解。我们知道，童年的那只纸飞机，终于要朝着不同的方向飞了。
后来，我们隔着大半个中国，联系断断续续。但我知道他还在，就像他知道我一样。那个齿轮，一直摆在我的书桌上。它不会转动了，锈迹是岁月盖上的邮戳。它沉默地告诉每一个看见它的人，我曾有一个小伙伴。我们曾共享同一辆单车的后座，同一段硌脚的成长之路。我们曾彼此支撑，也曾彼此刺痛，最终在时光的河岸挥手作别，各自走向更广阔的旷野。那些混着泥土、汗水、汽水甜腥气和草稿纸沙沙声的岁月，共同烙印成了我们生命里，最初也最结实的一块基石。阿城，我的小伙伴，我们不再并肩，但永远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