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要拆了。我最后一次回去，收拾零碎的旧物。西厢房的木格窗棂积了厚厚的灰，我打来一盆水，用旧毛巾慢慢擦拭。陈年的污渍褪去，木头露出温润的原本颜色。我忽然想起童年，祖母总坐在这扇窗下做针线。那时的午后，阳光穿过这扇窗，光柱里尘埃飞舞，像闪光的细纱。祖母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望一眼窗外石榴树的影子，说些我那时听不懂的旧事。窗，是她的眼睛，装着小小的庭院和几十年的时光。
后来我离家读书，窗口变成了宿舍那方小小的、对着水泥马路的玻璃。我在那里看过四季流转，更多时候是伏在窗前窄小的书桌上，在台灯的光晕里与未来搏斗。那时的窗，是现实的出口，也是困住青春的框。我总想看得更远，却常常只看到玻璃上自己疲惫的倒影。
此刻，我擦拭的这扇老窗，框着的是正在被推倒的断壁残垣。当最后一块污垢被抹去，明亮的天空和远处依稀的青山，倏地装进了这方木框里。那一刻，我恍然明白：心窗从来不是被动地“看”世界，而是你擦拭生活的尘埃，主动选择让什么风景驻进来的过程。祖母的窗里是安宁与记忆，我求学时的窗里是奋斗与迷茫，而此刻，这扇即将消失的老窗，为我装进了一片澄澈与告别。窗的形态会朽坏，但“开窗”这个动作，那份让光与景流入内心的意愿，才是心窗不灭的根源。我带着这片洗净的明亮，转身离开。
二、《世界的棱镜》
小时候，我以为世界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一眼就能看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美就是花朵，丑就是泥巴。直到那年暑假，表哥从地质大学回来，带给我一块小小的三棱镜。他领我到正午的阳光下，让光线穿过那块晶莹的三角玻璃。“看，”他说，“你以为的白光，在这里。”
我看到墙壁上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小彩虹，赤、橙、黄、绿……界限分明，又柔和地过渡着。我惊呆了，小心翼翼地去摸那些彩色的光斑，当然是徒劳。表哥说：“世界就像这束白光，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角度的棱镜。你看到的‘真相’，只是光线经过你的理解、你的经历折射后，所呈现的那一部分光谱。”
我开始留意这种“折射”。同样一场雨，诗人看到忧伤的泪水，农民看到欢喜的甘霖，孩子看到踩水坑的乐趣。历史书上的一个事件，在不同国家的课本里，讲述的侧重与评价竟如此不同。我慢慢学会，在面对一个复杂的人或事时，不再急于下“非黑即白”的论断。我会想，我的“棱镜”是什么材质做的？是成长环境镀上的那层膜，还是个人喜好磨出的那个斜面？我看到的这道“绿光”，在别人的光谱里，或许是截然不同的“蓝色”。
但这并非走向相对主义的虚无。正因明白自身视角的局限，我才更渴望去了解其他“棱镜”折射出的光彩。交谈、阅读、行走，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棱镜的角度，让更多光谱得以呈现。世界从未改变它“白光”的本质，复杂、混沌、包含一切可能。是棱镜般的我们，赋予了它缤纷的色彩与无穷的意义。承认自己是棱镜，不是为了解构真实，而是为了对那无法直视的、丰饶的“白光”，怀有更多的敬畏与探寻的谦卑。
三、《方寸之境》
书房最安静的角落，属于那个紫砂旧壶。它不像其他茶具那样光鲜，黯沉的色泽，壶身只有两行刻得朴拙的小字：“方寸之间，自有天地”。父亲生前最爱用它。
我曾很不解，如此小的壶，仅够一人独酌，有何乐趣？父亲那时只是笑笑，慢条斯理地温壶、纳茶、注水、出汤。一套动作简净如仪，小小的壶口飘出袅袅白汽，带着岩茶的焦香。他从不牛饮，只浅浅斟一杯，看汤色，闻香气，然后才缓缓送入口中，半晌不语，仿佛那口茶汤里正在发生一场浩瀚的战争与平息。
父亲走后，我一度避开那个角落。直到一个焦头烂额的傍晚，我被各种庞杂的思绪缠裹，几乎窒息。鬼使神差地，我坐到了那个位置，学着父亲的样子，摆弄起那把小小的壶。当滚水注入的刹那，“滋滋”的轻响仿佛一个开关，切断了我与屋外喧嚣世界的联系。我的眼睛只能聚焦于壶嘴流出的那一线金棕；我的鼻子只能捕捉那逐渐弥漫的醇厚气息；我的全部心神，被迫收缩，安放在这注水、出汤、举杯的方寸流程里。
茶汤入喉的微苦与回甘，清晰得像一条分界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父亲，也懂得了“方寸”的深意。外面的世界太大，信息太杂，欲望太庞然，我们被拉扯得支离破碎。而这把壶，这一杯茶，用它极致的“小”，为我强行圈定了一个绝对专注的“境”。在这里，五感被细腻地唤醒又妥帖地安放，心神从芜杂中抽离，归于沉凝。方寸不是狭隘，而是在无限膨胀的世界里，主动为自己修筑的一座精神城池。城池虽小，却秩序井然，草木丰美，足以涵养一颗在纷扰中不至于荒芜的心。我摩挲着壶身上微凹的字痕，明白了父亲留给我的，是怎样一座无价的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