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的记忆是从四岁那场葬礼开始的。父亲死了，母亲跪在棺材前，手里攥着一把黑发。外祖母哭得全身都在抖，眼泪像温暖的雨点落在他脸上。他还不懂什么是死亡，只觉得那口棺材又长又窄，躺进去一定憋得慌。母亲生下了弟弟，可弟弟很快也死了。他们坐上轮船去尼日尼投奔外祖父，船舱里闷热，弟弟的尸体用白布裹着，系上红绳子，母亲几天没说话，像一尊苍白的石像。外祖母成了他昏暗童年里唯一的光，她讲起故事来，声音像蜂蜜一样流淌，那些关于强盗、圣徒和傻瓜的民间传说，在他心里埋下了最初的、关于语言的惊奇。
喀山主教街那间地下室，墙壁渗着水珠，空气里永远有霉味和白菜汤的气味。十六岁的高尔基挤在这里，和一帮穷学生、失业者、流浪汉混在一起。他白天去码头扛麻袋，去面包坊揉面团，手指被碱水泡得开裂。晚上，大家挤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争论着上帝、正义和俄国的未来。一个叫古里的大学生偷偷塞给他一本禁书，书页都卷了边。他躲在仓库的杂物堆后，就着天窗透下的一缕光，贪婪地读着，胸膛里像烧起一团火。那些字句告诉他，生活不该只是忍受饥饿和鞭子。他第一次清晰地想：要读书，要明白这一切苦难的根源。
伏尔加河码头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年轻的高尔基混在成千上万的流浪汉、装卸工中间，扛着沉重的货物，踩着摇摇晃晃的跳板。他观察着这些人：那个绰号“好事情”的药剂师，总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那个力大无穷的装卸工卡什林，喝醉了就讲自己当兵时的荒唐事；还有无数沉默的、被生活压弯了脊背的人。他们的脸，他们的叹息，他们偶尔爆发的粗野歌声，都成了他最初的“大学”。他开始在破纸片上记下这些见闻，记下那些生动得刺人的俚语和比喻。写作，对他而言，最初并非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理解这些和他一样在泥泞中挣扎的灵魂。
《海燕》发表时，高尔基已经历了多次被捕和流放。那只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飞翔的黑色闪电，那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呐喊，并非书斋里的幻想。那是他在监狱高墙内听到的遥远雷声，是他在流放途中看到的、被狂风撕裂的海浪。这篇散文诗像一颗火种，在压抑的俄国社会迅速传递。人们从中读出了反抗的预言，当局则感到了恐惧。文学，从此对他有了更沉重的分量——它不仅是记录，更是武器，是投向黑暗的投枪，是呼唤风暴的海燕之歌。
晚年，他住在莫斯科的寓所里，书房堆满了书籍和手稿。他已是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青年作家们尊他为导师。但他常常想起童年外祖母那双粗糙而温暖的手，想起喀山地下室那盏摇曳的煤油灯，想起伏尔加河上凛冽的风。他动笔写《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不是简单的回忆录，而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成长的缩影。他写下善良与残忍，写下绝望中不灭的人性微光。他写道：“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 这些文字，最终汇成了一条宽阔的河流，映照出一个从社会底层跋涉而来、最终用笔为千万人呐喊的文豪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