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传说可追溯至上古。《尔雅》有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甲骨文中的“年”字，形如人负禾，本义是谷物成熟。先民观天象，定历法，将北斗斗柄回寅、万物复苏之时定为岁首，称“元旦”“岁旦”。而“年兽”之说实为后世附会，大抵源于先秦的“腊祭”驱傩仪式——人们击鼓燃火，驱逐想象中的恶鬼疫疠，这便是“过年关”的原始色彩，也是“劫”这一隐含意味的由来：除夕是旧岁终结的关口，需协力驱邪，方能平安踏入新生。
桃符是这一心理的鲜活物证。先秦时，百姓信鬼畏鬼，认为桃木可辟邪。《山海经》里便有神荼、郁垒二神执苇索缚鬼饲虎的传说。于是人们将二神之名或画像刻于桃木板上，悬挂门户，这便是最初的“桃符”。它并非喜庆装饰，而是严肃的镇物，是守护家门、禳灾祈福的“平安符”。从桃符到春联的演变，历经千年。五代后蜀孟昶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被视为第一副成熟春联。至明代，朱元璋大力推广，春联才褪去桃木的巫祝之气，更多承载起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但祈福禳灾的内核未变。
守岁、爆竹、压岁钱，皆与“渡劫迎新”紧密相连。庭院中燃起“庭燎”火堆，家人围坐“守岁”，是 vigilance against 邪祟，亦是珍惜团聚。爆竹原为焚烧竹节，以其爆裂声惊退山臊恶鬼。压岁钱最早是“压祟钱”，是长辈赋予孩童的护身符。这些习俗的核心，是先民在时间更迭节点上，对自然与未知力量的敬畏与对抗，是集体性的精神防御仪式。
随着农耕文明稳固、社会生活发展，年俗的“祈年”本质逐渐从“驱邪避劫”向“纳福迎祥”倾斜。祭灶神，原是报告家中善恶，后多为“上天言好事”；扫尘，从驱除疫鬼演变为辞旧迎新的清洁；饺子和年糕，从祭品变为象征“更岁交子”“年年高”的吉庆美食。元宵的灯火，也由祭祀太一神，转变为普天同庆的游艺。年节的重心，从对“岁”的谨慎防备，日益转向对“春”的积极迎接，情感基调从肃穆紧张变为欢乐祥和。
这一变迁脉络，清晰映照出华夏文明内核的韧性与乐观。先民并非一味恐惧，而是在敬畏中创造仪式，于对抗中寻求和谐，最终将关乎生存的严肃祈愿，化为寄托温情的文化符号。桃符上的神荼郁垒变成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意，门神的画像旁也贴上了“福”字与“和气致祥”的联语。年俗的演化，正是中华民族将生存挑战转化为生活艺术，将古老信仰融入世俗温情的生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