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撑着案几，对着面前几个臣子叹气：“寡人治国，自认算得上尽心尽力了。河内闹了饥荒，我就把百姓迁到河东，还把河东的粮食调过去。河东遭了灾，我也一样处理。可我看看邻国的国君，没一个像我这样操心的。但他们国家的百姓没见减少，我的百姓也没见增多，这是怎么回事？”
孟子坐在下首，听了这话，心里明白。这位大王眼里只盯着“民”的数量，像在数仓库里的米粮。他觉得委屈，自己忙忙碌碌，怎么没换来更多子民呢？孟子往前挪了挪身子，开口回道：“大王您喜欢打仗，我就用打仗来打个比方吧。战鼓咚咚敲响，双方刚交上手，就有人丢了盔甲拖着兵器往后跑。有的跑了一百步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下。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反倒嘲笑跑了一百步的，您觉得怎么样？”
梁惠王立刻说：“这不对。他们只不过没跑到一百步罢了，但逃跑这个行为，是一样的。”
孟子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点点头，声音沉稳了些：“大王您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再指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
他顿了顿，看梁惠王听得进去，才继续说下去：“治理国家，不能只盯着灾年搬家调粮这点事。那就像跑了五十步，本质上没跳出‘头疼医头’的圈子。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根本。不耽误百姓农耕的时节，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入池沼，鱼鳖就吃不尽；斧头按时节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百姓养活家人、办丧事就没有遗憾了。百姓生养死葬没有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端。”
殿里很安静，只有孟子平实的声音在回响。他描绘着一个梁惠王从未细想过的图景：给每家分五亩宅地，四周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能穿上丝绵袄；鸡鸭猪狗的饲养，不错过繁殖的时机，七十岁以上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给百亩田地，不占用他们耕作的时间，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再好好办些学校，把孝悌的道理反复讲给年轻人听，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用背着东西在路上操劳了。七十岁的人有丝绵袄穿，有肉吃，老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就没有过。
“可如今呢？”孟子的语气重了些，“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人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尸体，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死了，就说‘不怪我，是年成不好’。这跟用刀子杀了人，却说‘不怪我，是刀子杀的’，有什么不同？大王您要是不把罪过推给年成，主动反思自己的作为，那么天下的百姓自然就会来到您的国家了。”
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通透。梁惠王默然不语。他原先那点“移民移粟”的功劳，在孟子这番道理面前，显得那么浅薄，就像是只跑了五十步的逃兵。他心里装的或许是疆土、是人口、是国力强弱的数字，而孟子让他看的，是桑树是否成荫，是鸡豚是否肥硕，是老人身上有没有丝袄，是孩童嘴里有没有书声。治国不是应对灾祸的急智，而是营造一种日常的、安稳的秩序，让生命在其中自然生长繁衍。他心心念念的“民之多于邻国”，不过是这种秩序结出的果实之一罢了。王道不在远求，就在这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寻常安排里。思辨至此，高下已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