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的艾草又挂起来了，那股清苦的香气混着晨露，丝丝缕缕地钻进老屋的木窗棂。奶奶总说，端午的艾草是长眼睛的，能认得自家的门楣，得在太阳没完全爬起来前亲手挂上，辟邪的力道才足。我揉着惺忪睡眼，看她踮着脚，将一束束用红绳系好的艾草与菖蒲，仔细地别在斑驳的门楣两边，口里还念念有词。那情景，像一场安静而郑重的仪式，把一整年的瘴气与不安，都拦在了门外。
老屋的厨房，才是这一天真正的沸腾之地。糯米早已在清水中泡得珠圆玉润，箬叶和马莲草在大锅里煮过，散发出一种类似雨后山林的气息。母亲和婶娘们围坐在大大的木盆边，盆里是红的枣、金的蛋黄、酱香的肉块，还有泡得胖乎乎的赤豆。她们的手像翻飞的蝴蝶，三两张箬叶一叠，卷成一个小小的漏斗，抓把米，填上馅，再盖层米，手指灵巧地一折、一缠、一系，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了型。我最爱蹲在旁边看，不时偷吃一颗蜜枣，舌尖的甜，和满屋弥漫的箬叶清香、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成了童年端午最扎实的底色。
午后的阳光，把院子晒得暖洋洋的。爷爷会搬出他那套家什：雄黄研成细细的末，兑上老白干，调成澄黄的雄黄酒。他先用手指蘸了，在我们每个孩子的额头上认认真真画一个“王”字，说这样一年不被虫蛇扰。剩下的，便细细洒在墙角、门后。那酒味辛辣刺鼻，混合着雄黄特殊的矿物气息，在空气里久久不散。这气味，仿佛给老屋罩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铠甲。
最热闹的，要算河边。青壮们抬着龙舟下水，鼓声咚咚地敲得人心头发颤。岸上是黑压压的人头，吆喝声、欢呼声能把天掀开一个角。我们小孩子不挤进去，只远远地在自家河埠头，用网兜兜着母亲早早煮好的咸鸭蛋。蛋壳用彩线编的小网子装着，挂在脖子上，据说能保佑孩子像鸭子一样水性好。我们比谁的蛋壳硬，对撞一下，输了也不恼，剥开蛋壳就吃，满嘴的咸香。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工作。端午成了日历上的一个假日，粽子是超市买的真空包装，便捷，却总觉得少了那股子穿透力。城市楼宇的门楣光滑，找不到挂艾草的地方。额上的“王”字，也早被时光洗去了。
直到那年端午，我带着孩子回到日渐冷清的老屋。推开吱呀的木门，竟看见母亲正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包着粽子。孩子好奇地凑过去，学着摆弄箬叶，弄得满手满脸的米。母亲笑着，用沾着糯米的手，在孩子额上轻轻一点。那一刻，灶火的气息、箬叶的香气、还有那淡淡的雄黄记忆，忽然全都活了过来。我才明白，那些旧俗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从门楣上，从河岸边，悄悄挪了地方，沉淀在一双笨拙学包粽子的手里，化在一个老人对孩子轻柔的触碰里，变成了一种无须言说的眷恋。老屋会旧，河流会改道，但粽叶里包裹的味道，总能带着你，回到那个挂满艾草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