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樟树还在村口站着。叶子比记忆里密了些，树干上我们刻的歪扭字迹，鼓成了深褐色的疤。树荫下打牌的老人们，面孔换了七八成，只有那种慢悠悠甩牌的手势，还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河倒是窄了。不是真的窄，是两岸新修的青石栏杆和步道，把它衬得秀气了。水清了不少，能看见底下的水草摇，小时候那种混着泥腥和棒槌声的浑浊热烈，没了。表姐说，现在没人河里洗衣洗菜了，都通了自来水。她指着对岸一片白墙黛瓦：“瞧，搞了旅游，周末城里人来住民宿。”我点点头，那地方，原先是我同学阿辉家的老瓦房，墙皮斑驳，门口总堆着柴禾。
路是真好。每条村道都铺了水泥，像灰白色的带子，把一家一户亮堂堂的小楼串起来。不少人家门口停着轿车，锃亮的车身映着篱笆里的菜畦。也有几间老屋突兀地立在新楼之间，锁头锈了，门前的野草高过膝盖。二伯家就是。他儿子，我堂哥，在省城安了家，老屋就这么空着，像一张掉了牙的嘴，沉默地张着。
最热闹是村中心的小广场。傍晚，音乐一起，婶婶婆婆们就跳起了广场舞，动作整齐划一。边上，几个孩童踩着发光轮滑鞋追逐，笑声尖利。这让我恍惚，想起夏夜这里曾是晒谷场，我们举着沾了蛛网的竹竿捕蜻蜓，满场疯跑，空气里是稻谷和尘土的味道。那味道，现在被广场边奶茶店的甜腻香气盖住了。
我去找小时候常爬的后山。山形没变，但上去的路砌了规整的石阶，半山腰还添了个亭子。山顶视野开阔，能望见远处高速公路上流动的光点，像一条发光的河。山脚下的村庄，灯光比星星密，也亮。只是西边那片田，暗沉沉一大块，好些显然荒了，长着杂树。表姐说，种地的人少了，年轻人都往外走，留下的老人种不动那么多。
吃饭在堂叔家，三层楼，屋里瓷砖锃亮，电器齐全。饭菜丰盛，鸡是自家养的，菜是园里摘的，味道没变。席间大家用普通话和蹩脚的普通话交谈，夹杂着本地土话。孩子们埋头刷手机，偶尔接话，口音是纯正的“外地腔”。堂叔叹气：“一年到头，就过年人齐些。”他给我夹菜，“你呀，出去了，就不一样了。”我笑，嘴里那口鸡汤，忽然就品出了时光的重量。
走的那天清晨，我又去了老樟树下。露水挂在叶尖，村里很安静，只有早起赶工的摩托车突突声，由近及远。我摸着树上的疤，它粗糙、坚定，沉默地收纳了所有的风和雨，所有的离去与归来。村庄穿着新衣，骨血里流淌的，还是那条古老的河。它变了，变得更整洁、更便利，甚至有些陌生；它也没变，炊烟的方向，泥土的质地，还有这份清晨的宁静，依然能让远方游子的心跳，漏掉半拍。变的，是样子；不变的，是根子。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