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钻出隧道，湿绿的山坡扑面而来。我知道，快到了。风里有松针和泥土的气息，像某种熟悉的叹息。
坟在山腰上。其实不是正经的坟，没有碑，只有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堆，长满了狗尾巴草。这是太爷爷的坟。父亲说，太爷爷走的时候，家里连块像样的木板都凑不齐，是用草席裹着下葬的。这话他每年都说，像念一句褪了色的祷词。
我们清理杂草。表弟忽然叫起来：“有东西！”他捡起一块锈蚀的铁片，边缘蜷曲着，隐约是半个字。父亲接过去，用拇指擦了擦：“是当年钉在薄棺上的。”那铁片在父亲掌心躺着，像一片黑色的叶子。我忽然觉得，我们每年来看的，或许不是这土堆，而是这片铁，是草席腐烂后渗进泥土的那道痕迹。
母亲摆好三样供品：一块煮得发白的肥肉，一堆花生，一只青团。都是太爷爷生前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父亲蹲下身烧纸钱，火焰舔舐着黄纸的边缘，卷起又落下，灰烬像黑蝴蝶一样飞起来。他低声说着话：“家里都好，麦子抽穗了，新修了水泥路通到村口……”这些话年年如此，但火光映着他额头的汗珠，让人觉得，那些话仿佛真能顺着这缕青烟，抵达某个地方。
纸钱烧尽，我们依次磕头。额头触到泥土的瞬间，我闻到一股强烈的、潮湿的土腥味。这味道让我恍惚——七十多年前，太爷爷最后一次闻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味道？那时他三十多岁，躺在草席里，听着外面慌乱的人声，心里在想什么呢？是惦记着田里没薅完的草，还是枕头底下藏着的、准备给女儿换花布的两块银元？这些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黄土覆盖了他，也覆盖了所有的答案。
下山时，雨丝密了些。我回头望去，那土堆在雨幕里渐渐模糊，仿佛正缓缓地、缓缓地沉回大地里去。父亲走得慢，裤脚上沾着泥点。他忽然说：“你太爷爷是个好木匠，手巧。”这是他以前没说过的话。我怔了怔，才意识到，关于土堆下那个人，我所知的几乎为零。我们年复一年地祭奠，祭奠的与其说是一个祖先，不如说是一片铁、一捧土、一段被黄土彻底尘封的时光。
但或许，这就是清明的意义。我们并不真的能打通过去，只是站在这湿润的春天里，用几个青团、几叠纸钱、几个沾着泥土的叩头，对着那片沉默的黄土，完成一次轻轻的、轻轻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