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光荣日》，就扔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封面被午后的太阳晒得发烫。我们七个，挤在顶楼那间终年弥漫着铁锈和灰尘气味的废弃仓库里，窗外的梧桐叶子绿得发黑，蝉鸣像一层厚厚的油彩糊在空气里。这是我们的“大学”，一个存在于现实裂缝中的荒诞据点。韩寒的文字像一把生锈却异常锋利的螺丝刀，撬开了我们按部就班生活的外壳，露出里面躁动、迷茫、又渴望燃烧的芯子。
第一天，大麦宣布要造一架能飞到月亮上的自行车。他从废品站拖回一堆破铜烂铁，叮叮当当地敲打，眼神认真得可怕。我们没人笑他，反而围过去，递扳手，扶车架。汗珠砸在滚烫的铁皮上，“滋”地一声就没了踪影。我们知道，飞向月亮是假的，但对抗地心引力的那股劲儿，是真的。那辆永远不可能离开地面的“月球车”，后来成了我们晾晒袜子背心的最佳装置，在夕阳下投出奇形怪状的影子，像一座失败的纪念碑，又像一个沉默的胜利者。
第三天，歌手哈里路亚在深夜的水塔上开个人演唱会。听众只有风、星星，和我们这几个蜷在水泥地上的家伙。他抱着那把走音的吉他，吼着没人听懂的原创歌曲，声音嘶哑，却仿佛能刺破厚重的夜幕。没有掌声，只有偶尔传来远处火车的汽笛，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和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荣耀也许不是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欢呼，而是在无人知晓的黑暗里，为自己相信的旋律，声嘶力竭一次。
第五天，关于“意义”的辩论在弥漫着泡面味的凌晨爆发。学哲学的“疯子”王智引经据典，证明我们的一切行为终将归于虚无；学化学的“火腿”则试图用分子式论证快乐存在的物质基础。吵到后来，大家都累了，东倒西歪地睡去。晨光熹微时，最早醒来的人看见，黑板上那些深奥的公式和语录下面，不知被谁画了一个巨大的、歪歪扭扭的卡通笑脸。争论没有答案，但那个笑脸，好像就是全部答案。
第七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奇迹，没有转折，甚至没有像样的告别。有人开始收拾行李，有人盯着窗外发呆。仓库还是那个仓库，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沉浮。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种按部就班、对一切习以为常的“膜”被捅破了。我们曾经用七天的时间，极其认真地经营了一场巨大的“不正经”，用看似荒唐的举动，守护内心那点不肯熄灭的、对“不同”和“可能”的渴望。这就是我们的“光荣日”，不是凯旋的庆典，而是一场在青春尾声里，笨拙而热烈的出逃预演。日子会继续，我们终将散入人海，但仓库里那混合着铁锈、汗水和妄想的空气，会留在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