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府大院的气派是三十年前就已经刻在城东人心里的。两座青石狮子蹲在高高的台基上，狮子的眼睛常年被雨水冲刷得泛着冷光，镇着五进五出的门庭。朱漆大门上的铜环早褪了金灿灿的颜色，摸上去是滑腻腻的墨绿，仿佛一整个家族的时光都沁了进去。推开这重门，光景就变了，外头的车马人声陡然被吸走，只剩下一道又一道的深院，一重又一重的门。门楣上挂着匾，不是“竹苞松茂”，就是“诗礼传家”，字是遒劲的，金粉却斑驳了，露出底下木头的纹理，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
这深院里住着范家的老太爷，讳守廉。名字是做过翰林的曾祖父起的，取“守廉退之风”的意思。老太爷也真守了一辈子，守着这宅子，守着满屋子的线装书和字画，也守着一些外人看不明白的老规矩。他每日清晨必在第三进院子的海棠树下打一套太极，动作慢得能让看着的人心里发慌。然后踱回书房，用一方洮河古砚研墨，写上一篇小楷。写的不是什么诗词歌赋，多是账目。范家早就不开铺子，田产也散尽了，哪有什么账？可他偏要写，米面油盐几何，人情往来几许，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刻出来的。他说，这是“治家如治国，不可一日不记账”。那账本堆在紫檀木的匣子里，怕是有几十本了，新纸压着旧纸，新墨盖着旧墨，锁住了范家几十年的光阴。
锁住的又何止是账本。第二进东厢房住着大小姐范书禾。这名字倒是应景，像一本被遗忘在深闺里的旧书。书禾性子静，静得有些过分。她常在午后坐在自己小屋的窗下，绣一方永远也绣不完的帕子。花样是极简单的兰草，茎叶却总也绣不直，针脚有些凌乱。她的心思似乎不在绣绷上，眼神飘着，穿过菱花格子的窗，望向更高处那四四方方的、被屋檐切割出来的天空。偶尔有飞机掠过，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线，她会停下针，怔怔地看，直到那白线被风吹散，天空又恢复成一块毫无波澜的蓝布。府里的老佣人私下嚼舌根，说大小姐的魂儿，怕是十六岁那年跟着送葬的队伍一起走远了。这话倒有几分影子。她十六岁时，母亲病故，隔年父亲又在任上猝然离世。灵柩回城那日，也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起初门庭冷落，后来却有许多不认识的百姓聚在街边，哭声推着棺材往前走。那浪潮一样的哭声，是不是也把一部分的范书禾卷走了，锁进了那沉重的棺椁里？从此，她的人在这深院，魂却好像留在了那条白幡飘摇的长街上。
还有一重锁，锁在西跨院。那里住着一位特别的客人，王舟瑶先生。他不是范家的亲戚，据说是老太爷年轻时的同窗，一个“守其廉退之风，师忠贞之节”而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后来便在范家做了西席，一住就是三十年。王先生没什么嗜好，只爱酒和古器。他的屋里堆满了拓片、残碑和生了铜绿的器皿，空气里总浮着一股旧纸与尘土混合的霉味，还有淡淡的酒香。他常拿着一个缺了口的汉瓦当，对书禾说：“丫头，你看这上面的纹，是云气纹。汉代人信这个，觉得能通天。可它如今碎了，通不了天了，只剩下一把土腥气。”书禾不懂瓦当，却觉得王先生的话和他屋里的气味一样，都是被时光深锁着的、沉重的东西。王先生有时喝醉了，会用沙哑的嗓子哼唱一些不成调的曲子，细听来，似乎是“八月立为皇太子复固让”之类的古奥词句，那是他从一本叫《十国春秋》的旧书上看的。那声音在夜深的院子里幽幽地飘，像从地底传来，让这深宅更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历史的厚重与寂寥。
真正让这些锁“咔哒”一声扣死的，是民国二十六年秋天的事。时局越来越乱，风声一日紧过一日。老太爷忽然下令，将后花园的假山石移开一部分，露出一个早年挖就的、用来储藏冰块的地窖。他指挥着几个信得过的老仆，将书房里那箱账本、王先生屋里最珍贵的几件拓片和青铜器、还有祠堂里几幅祖先的行乐图，一样样用油布包好，搬进了地窖。最后放进去的，是一套宋刻本《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老太爷亲手捧着，动作轻柔得像抱着婴儿。他站在地窖口，对着一身素净、默默旁观的范书禾说：“禾儿，这些不是物件，是范家的脉。世道再乱，脉不能断。”地窖门封上的那一刻，沉重的石板磨擦出声响，仿佛一声悠长的叹息。所有过往的荣耀、体面、学问、哀愁，连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坚持与守望，都被彻底锁进了地底。石板盖上，覆上土，再种上不起眼的芭蕉，一切痕迹都被抹去。深院还是那个深院，重门依旧紧闭，只是里头锁住的东西，从此不见天日。
后来的事，便很模糊了。有人说范家举家南迁，也有人说他们只是闭门不出。那宅子最终在时代更迭的大潮里换了主人，石狮子被搬走，匾额被劈碎当柴烧，五进的院落被分隔成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再没有人提起范守廉的账本、范书禾未绣完的兰草、王舟瑶的瓦当，还有那窖藏的三苏文粹。只有住在最里间的一个老人，在某个雨夜，似乎听到过地底传来极其细微的、仿佛书页翻动或金石相叩的声响。他嘟囔一句“老鼠真多”，翻个身，又沉沉睡去。深院重门锁住的春秋，就这样彻底沉入了鼾声起伏的、现实的黑暗里，无人知晓，也无人再试图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