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坚信家里那台电视机里住着一个小人儿。每天晚上七点，他准时出来表演新闻联播。为了抓住他，我趁着爸妈做饭，偷偷把电视机后盖的螺丝拧松了，用晾衣架弯成钩子，屏住呼吸，小心翼翼伸进散热孔里掏。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掏到，只钩出一团灰尘。妈妈发现时，我正一脸严肃地对着黑漆漆的散热孔说：“你出来吧，我不抓你了，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这事儿后来成了全家年夜饭的固定笑话。
八岁的夏天，我对“孵蛋”产生了狂热兴趣。邻居家的母鸡抱窝让我羡慕不已。于是，我从冰箱里偷偷拿了个鸡蛋，用旧棉袄和毛巾在床头柜里给它做了个“豪华产房”，晚上睡觉时把鸡蛋紧紧捂在肚子上，坚信自己的体温一定能孵出小鸡。我每天都跟鸡蛋说话，给它起名“点点”，还偷偷画了张成长进度表。坚持了整整三周，直到那个下午，鸡蛋被我翻身时不小心压碎，黏糊糊的蛋液流了一床单。我哭得惊天动地，一半是为“点点”夭折伤心，一半是担心妈妈发现床单的秘密。最后挨骂是免不了的，但妈妈骂完，看着哭得打嗝的我，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还有一桩“傻”事是关于味道的探险。我坚信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味道都该被尝一遍。我舔过生锈的铁门把手，味道是“凉的腥”；嚼过晒干的橘子皮，味道是“苦的香”；最离谱的一次，是听说蚂蚁搬家是因为能预知下雨，我蹲在墙根下，认真捉了几只黑蚂蚁放进嘴里，想尝尝“天气预报”是什么味道。结果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酸涩夹着土腥味，舌头麻了半天。这个实验的结论是：天气预报不好吃，而且蚂蚁咬人挺疼。
这些事现在想起来，每一桩都冒着十足的傻气，可那份认真的劲儿，却是后来的我很难再拥有的。那时的世界，电视机里可以住人，体温能创造生命，万物皆可品尝鉴定。我们用一个“傻”字，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个世界运行的独特逻辑，哪怕在大人眼里全是漏洞，我们自己却深信不疑。这些傻事就像童年沙滩上歪歪扭扭的脚印，潮水一来就没了痕迹，但踩下去时那份专注的快乐，只有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