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我终于挤上了回老家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大包小包，各种熟悉的乡音撞进耳朵，像一把钥匙，咯噔一下，就把心里那把生了锈的锁给捅开了。有个大爷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到哪垯啦？锅里的腊肉都炖上喽！”那土话，浑厚得像秋收后的土地，听着就让人踏实。
转了两趟车，走上那条进村的黄土路。远远就看见我家那黑瓦的老屋，一缕青白色的炊烟正从烟囱里袅袅地升起来，笔直笔直的，到了半空，才被风揉散，融进暮色里。那烟，带着松枝和稻秆的焦香，是记忆里永远不会认错的味道。它好像一直在那里飘着，等着我回来。
推开咿呀作响的木门，灶膛里的火正旺，映得母亲的脸红扑扑的。她回头，用围裙擦了擦手：“回来啦？快，洗手吃饭。”还是那口大铁锅，里面咕嘟着腊猪蹄和干豆角，蒸汽顶得锅盖噗噗地响，雾气氤氲了半个灶屋。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烟，只是笑着看我，说了一句：“路上车多不？”声音不高，却把所有的念想都装在了里面。
晚饭后，我搬了竹椅坐在院子里。四野俱黑，只有老屋窗口透出一点昏黄的光。邻居家的狗偶尔叫两声，更衬得夜静。那炊烟仿佛还在鼻尖绕着，乡音还在耳边淌着。这一刻我才觉得，自己那颗在城市里总是悬着的心，咚地一声，落到了实处。老屋和炊烟，它们不说话，却把什么都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