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江大司马王公，自壮岁登朝，扬历中外。其完名大业载在国史，见诸文章，朝野咸知。然其经略辽东、蓟镇、昌平、保定四镇之功，尤为卓绝。当是时也，米聚山川，箸筹石画，所当名王黠虏，前后俘馘不可数计，降附诸戎合几千部，九塞称元臣名将，无有能与之均者。然其成功之本，不在奇谋，乃得之廉与公二字。惟廉，故士卒乐为之死；惟公，故上下乐为之用。自其擐甲出镇，至解印而归，无一人以苡薏明珠之事相访，此即其廉公之明证，颇有汾阳郭子仪之遗风。
公归卧江上十余载，而东事日非。烽羽旁午，虏骑阑入，代上谷之地亦震。公生平古正不阿，靖白自守，无偷心，无怼色，一腔忠赤，秉志不渝。闻边警频传，遂将昔日镇辽之奏疏、文牒、实情，汇辑成录。尝示余言：“老臣所服之衣，先帝所赐也，今服之矣，敢爱身哉？惟矜矜矢心，愧无以报塞，一生微略，尽在此录，以志不敢忘丑虏也。”其言拳拳，尽是老臣忧国之思。
观公之仕途，自郎署、守长、藩臬，几十政无所不周；历地自畿辅、河洛、齐鲁、楚越，几万里无所不驰驱；所掌自薄领、钱谷、河渠、法律、艺文乃至军旅，几百试无所不瞻举。其夙夜奉公，优游布政，已为历代名臣所难。及至受事枢府，掌画兵事，更是省浮费以佐军兴，严斥堠而固边防，画郊圻以明守备，储偫粮械，刁斗之声不绝于途，视彼因循苟且之辈，不啻天壤。
尤以辽事为艰。辽东孤悬千里，地势积弱，军不宿饱，更兼“债帅”为政，纲纪废弛。公至，则力行简汰，训卒练兵，整饬防务，按堵地方达数十年之久，皆赖公之力也。其于边情地理，星纬舆图，厄塞险要，无不谙熟于心，恍若指掌。尝扼守山海关，彼时关城单薄，人马难并驰，墙垣剥落，水门冲堑。公抵关后，筑土加帮，墁砖整石，严布兵仗，关防由是肃然，商民渐集，遂成金汤之势。其主张稳固山海关为“第一重门限”，批评后来者好大喜功，侈言远略，弃关外筑城之议（指孙承宗、袁崇焕主筑宁远），终酿大凌河之败，追思往事，令人长叹。
公之录中，详载辽境局势：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境外土蛮、建州、朵颜诸部环伺。尤重三岔河之地，视为全辽东西咽喉，河广不过盈盈一衣带，然华夷之界，系于一线。又痛记北关（叶赫部）之亡。北关金台失、白羊骨二酋，忠贞不贰，奴酋（努尔哈赤）诱之不降，后以重兵攻陷其寨，二酋或自焚或被执，部众尽被兼并。公叹曰：“北关虽夷种乎，而笃志殉义，效死勿去。”北关既覆，奴酋尽除后顾之忧，辽沈之沦丧，由此决矣。此乃“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中国之藩篱坏”之明证。
余自公谢政后，待罪枢府，悉公方略。羽林期门之士，无不称道王司马者。然自公去职，边策屡更，旌旗变易，终致局势崩坏。今试阅此《实录》，但见其精心妙策，皆老成谋国之论，可为万世鉴。若使公之策得行，持重守险，抚虏制夷，何至有日后之眷眷多事？思之怅然。
昔汉代大司马位尊权重，赵充国年逾八旬犹能定羌。兵事固重老成。今公虽引年谢事，而天子正思登延旧臣。若公能以元臣再秉枢机，建不世之业，怀通侯之印，则此《实录》所载，不过其绪余耳。然历史悠悠，未有如果。公之录成于崇祯戊寅（十一年，1638年），其后不过数载，国运倾覆，鼎革遽至。此录所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辽事，遂成一部王朝衰败之痛史，一部边臣呕心沥血却难挽狂澜之实录。其书在清乾隆时被禁，亦在情理之中。今人观之，不仅可知战守要略、朝廷决策、方略争议之细节，更可窥见一个时代，如何在一片“廉公”的赞叹与事功的争议中，缓缓滑向命运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