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的粉笔头又准又稳，总能在我们开小差时“嗒”一声落在课桌正中央，惊起一圈细微的粉笔灰。他教物理，却很少照本宣科。讲惯性，他让我们看窗外被公交车甩下的行人；讲光的折射，他指着雨后地面积水里的倒影问我们：“你们看，世界是不是在水里弯了一下腰？”
他的办公室像个小型修理铺，堆满学生的破闹钟、坏耳机、不转的电风扇。高三那年，我那只总慢五分钟的旧手表也被送了进去。几天后还回来，表盖内侧多了一行极小的钢笔字：“时间本身从不出错，错的是我们测量它的方式。”我没去修那表，却总觉得从那以后，我的时间走得踏实了些。
高考前最后一课，他没有讲题。而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又从圆心引出无数条线。“这是一个粒子可能的所有运动轨迹，”他说，“而教育，是为你们提供最初的、那一丁点儿正确的推动力。”粉笔停在半空，他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睛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之后的路，能量守恒，你们自己决定方向。”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扔了三年粉笔头，其实每一次，都是在尝试轻轻推我们一把。
毕业后回校看望，他的办公室依旧堆满待修的物件。我那只旧表竟还在他抽屉里，表盘玻璃换过了，内行小字还在。我问他怎么还留着，他擦了擦镜片，笑说：“修好的东西，总得等人来取。教书也一样，有些话，有些道理，我们早早埋进你们心里，也许很多年后某个时刻，它才会‘咔哒’一声，开始转动。”
走出校门时，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我忽然明白，所谓师者之道，或许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亮一团火，再默默备好足够的柴，放在我们未来必经的路旁。那推动力或许微小，但方向已然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