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靠着墙根晒太阳，阳光把他们的皱纹照得发亮。我上前搭话，递了根烟，话匣子就打开了。李大爷七十三了，三个孩子都在城里，过年才回来一趟。“房子是大了，新盖的二层楼，可里头空啊。”他指着村里一栋栋贴着白瓷砖的新房，“你看那家，那家，还有那头，晚上亮灯的就那么几户，都是跟我们一样的老家伙。”他嘬了口烟，说现在种地不划算，一亩田忙活一年，不如儿子在城里干一个月零工。地没荒，都流转给合作社了，一年给八百块钱租金。“够买油盐了。”他笑笑，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合作社的负责人老陈是我下一个走访对象。他的办公室设在村委大院，墙上挂满了“示范合作社”“先进单位”的锦旗。老陈很健谈，说集中了村里近七成的耕地，统一种植高产玉米和优质稻。“机械化，无人机打药，成本是降了，销路也不愁，跟大企业签了合同。”但当我问起村民，特别是那些没流转土地、自己种菜的老人的收入时，他顿了顿，“那个……各家情况不一样。我们主要保障流转户的租金，平时用工优先请他们，一天八十到一百二。”我后来在村里转悠时，碰见几个在合作社大棚里摘菜的妇女，她们说活儿不固定，忙时才有，钱是日结，不敢生病。
下午我去了村小学。学校很新，是前年“美丽乡村”项目建的，红瓦白墙，操场铺着塑胶。但学生只有四十几个，六个年级，每个班不到十人。年轻的校长是特岗教师，他说硬件没得说，比城里不少学校不差，缺的是生源和“留下来的老师”。“有本事的、年轻的，谁不想往高处走？孩子也跟着父母去镇上、县里读书了。”音乐教室的钢琴盖着布，电脑教室的机器配置很高，但使用记录本上，最新的日期是半个多月前。操场上有三个孩子在踢一个瘪了气的足球，笑声传得很远，显得学校更加空旷。
傍晚，我在村西头遇到正赶鹅回家的刘婶。她家是少数还养着牲畜的户。她热情地拉我去家里坐，砖房，屋里昏暗，但收拾得干净。灶上炖着菜，香味扑鼻。她说儿子媳妇在浙江打工，孙子跟着他们在那边上学。“一年回来一次，平时就视频。手机倒是方便了，可摸不着人啊。”她留我吃饭，饭桌上摆了自己种的青菜、腌的咸鸭蛋。她不停给我夹菜，说：“家里难得来个生人，热闹。”走的时候，她给我装了一大袋自家晒的红薯干，一直送到路口，说：“下次来，还来家吃饭啊。”她的身影在暮色里站了很久。
晚上住在村支书家。支书是个中年人，眉头总有川字纹。他说现在最大的难题是“人气”和“钱从哪里来”。“项目来了，路修了，灯亮了，污水管道也铺了，可人留不住。没产业，留不住年轻人；没年轻人，村里就没活力，是个死循环。”他点着烟，计算着：光伏项目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十几万收入，合作社有点分红，但要用在保洁、基础设施维护上，剩不下多少。“想搞乡村旅游，可我们村没特色古宅，没风景名胜，只有普通的田，普通的山，哪个城里人爱看这个？”他叹了口气，沉默地抽着烟。
第二天离开时，路过祠堂，看见里面坐着几位老人，收音机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文。崭新的水泥路通到每户门口，小车能开进去，可很多门口停着的，是落满灰尘的摩托车和三轮车。村口的宣传栏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鲜红醒目。阳光很好，把村庄照得明亮，那些空置的房子，安静的街道，和零星走动着的老人背影，也一并照得清清楚楚。我收起笔记本，发动了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