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鞭炮是年的脚底板。一进腊月门，心尖儿就跟着痒痒起来。兜里揣着拆散的小鞭，手里捏一炷香，巷子就是我们的战场。红纸屑像花瓣似的炸开，那股子熟悉的硝烟味儿，钻进鼻孔里，就成了喜庆的注脚。那时胆子小，把鞭插在雪堆里，伸长胳膊去点，捻子“嗤嗤”一响，人便慌不迭地往后跳。捂耳朵的功夫，“啪”的一声脆响，雪沫子溅了一脸，凉丝丝的，心里却像滚开了一锅蜜水。二踢脚是父亲的特权，他稳稳立在院子当中，烟头凑近，“咚——嘎！”一声闷雷从地心拱起，直窜到半空里炸开个敞亮的响，震得屋檐下的冰棱子簌簌地抖。母亲总在厨房里嗔怪：“少放点儿，留着明儿个！”可那责备里听不出半分真恼，全是油锅里的丸子翻腾出的、热乎乎的烟火气。这些零碎的响动，像一块块红纸，糊成了记忆里那盏走马灯，一转，就是暖融融的一整个童年。
后来，那声音渐渐静了。城里头先是划了圈，后是竖了牌。年三十的晚上，窗子外头是透亮的静，静得能听见春晚主持人换气的间隙。一家人围坐着，瓜子皮磕得脆响，心里却像少了个锣鼓点儿，空落落的。从前嫌它吵，真没了，倒觉得年过得像幅褪了色的年画，彩还是那些彩，可精气神儿泄了一大半。空气是清爽了，可那份需要捂着耳朵、缩着脖子、从指缝里的、炸裂般的快乐，也跟着那缕青烟，散得无影无踪。父亲把新买的电子鞭炮挂在阳台，一按开关，噼里啪啦的模拟声伴着闪烁的红光，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它很热闹，也很礼貌，可那份活生生的、带着尘土和硝烟脾气的“惊”，到底是寻不回了。那份旧忆，被封存在越来越远的过去，成了酒杯碰在一起时，一声轻轻的、带着笑意的叹息。
今年却有些不同。跨年那夜，远处不知哪片空地上，隐隐约约地，竟传来几声零星的“噼啪”。先是一怔，侧耳细听，那声音断断续续，试探似的，不一会儿，便有了呼应，这里一串，那里一响，虽不成阵势，却像星火，把这沉寂的夜烫出了几个活泼的洞。走到窗边，看不见火光，只有声音贴着地面传来，闷闷的，却透着股久违的倔强。儿子好奇地跑过来问：“爸爸，这是什么声音？”我竟一时语塞。这该算是“旧响”还是“新响”呢？它不再是记忆里那无拘无束的轰鸣，却也冲破了后来那片精致的寂静。它像一个小心翼翼的、却又执着的回响，在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里，找到自己一个恰好的位置。
这一刻忽然懂了。那爆竹声，无论是记忆中震天动地的旧响，还是电子模拟里规整的新声，或是此刻窗外这零星却真实的脆响，它们从来不止是声音。它们是我们心里那份辞旧迎新的渴望，在不同年月里，找到的不同出口。形式会变，规矩会改，可人们对“响动”的期盼，对“新年新气象”的那份郑重其事的宣告，却一直埋在血脉里。旧忆是根，新响是芽，只要根还在，芽总会用它的方式，在属于它的春天里，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