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怕黑。不是怕房间里的黑，是怕心里那种看不见路的黑。直到遇到李老师，才明白人心里原来可以一直亮着一盏灯。
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也温和，第一眼看实在普通。他教我们读《背影》，读到父亲翻过月台去买橘子的那段，他停下来说：“你们觉得父亲笨拙吗？”我们点头。他沉默了一下，说：“等你们长大，就会明白，这世上的爱，很多都是这样笨笨的、重重的，不好看，但能一直压在你心上，让你走得稳。”那时候我十三岁，第一次觉得，课本上的字不是死的，它能长出触角，探到心里来。
真正让我看见他那盏灯的，是初二那年。我迷上了写些幼稚的小说，把数学作业本涂得密密麻麻，结果成绩一落千丈。班主任把我爸叫来，说我不务正业，再这样下去考不上高中。办公室里，父亲涨红了脸，拳头捏了又放。我低着头，觉得心里那点光全灭了。李老师也在，他等我爸说完，拿起我那个写满故事的作业本，说：“我看了。故事是乱想的，但里面有一句，‘天井的裂缝里，钻出一茎瘦弱的草，它以为自己在开一朵巨大的花。’”他转向我，“这句话，不是抄的吧？”我摇头。他就对我爸说：“让孩子写吧。心里有苗子，压断了可惜。学习，我来帮他想想办法。”
从那以后，放学后我常去他小小的办公室。他不单给我补课，更像是在给我的世界开窗户。他给我看《城南旧事》，说：“你看英子的眼睛，看人看事，干干净净，那是慈悲。”他讲到《水浒》里的林冲，风雪夜的山神庙，他说：“英雄末路，不是没了力气，是发现以前的路都白走了，得重新找一条。找路，心里就得有光。”他的话，一点一点，把我心里那片黑乎乎的茫然，烫出一个个透亮的小洞。
初三压力最大那阵，我整夜失眠，又跑去问他。他什么大道理也没讲，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旧的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信札，纸都黄了。他说，这是他年轻时，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师写给他的。那位老师在他最困顿的几年，一直用最普通的信纸，跟他谈读书，谈怎么在泥地里也要站直了。“你看，”李老师指着其中一封的末尾，“他写，‘薪火相传，不在柴多，在于那点火光不灭。’”他把盒子盖上，推到我面前，“现在，我觉得这盒子该给你看看了。我的光，是从他那里接来的。你呢，将来也会从别人那里接过你的光，再传下去。别怕眼前的黑，你得信自己心里那盏灯，更得信，这世上好多盏灯，都是亮给后面的人看的。”
中考前最后一次上课，他送我们到教室门口。夕阳照在他有点旧的衬衫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考。记住，往前走，灯就一直在前头。”那一刻，我忽然全懂了。他教给我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在迷茫时如何寻找光，在黑暗里如何守护那点火种，在行走时如何成为别人的微光。
如今，我早已不怕黑了。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灯，不是高悬头顶的日月，而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用最朴素的温度点燃的、可以放在心里、也能握在手上传递下去的一团暖焰。他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条路，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