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尾巴一甩，老家的灶房就成了一年里最热闹的场子。那股热气腾腾的年糕香，混着柴火燃烧时“噼啪”的轻响，还有母亲嘴里哼着的、调子软糯的旧谣，像一张暖烘烘的网，把整个腊月的尾巴都兜住了，沉甸甸的，全是过年的盼头。
我们那儿做年糕，叫“打年糕”，是个力气活，也是手艺活。得用上好的晚稻米，淘洗干净，在清水里足足浸上两天两夜，吸饱了水分，粒粒都显得丰润白胖。磨浆的石磨早就架好了，两个人推，一个人喂米，磨盘“咕噜咕噜”地转，乳白色的米浆沿着磨槽汩汩流进大木桶里，那声音不紧不慢，听着心里就踏实。磨好的米浆得装进白布袋，悬在屋梁下，下面用长板凳架个大盆，这叫“吊浆水”。水珠一滴滴落下来，要吊上大半天，直到袋子里的米粉团硬实得能当砖头。这光景，母亲总是一边守着，一边纳着鞋底，嘴里哼着：“腊月到，磨儿笑，白浆流，年糕跳……”
真正的重头戏在后头。大灶里的硬柴火烧得“轰轰”响，铁锅上的木甑子冒着冲天的白汽。蒸粉可是个技术活，火候不到，粉夹生；火候过了，又太黏。得由最有经验的阿婆掌眼，她眯着眼，用手探探汽的力道，喊一声：“好咧！”几个壮实的叔伯便一齐上手，将那一大团烫手的、凝脂般的熟粉团，“嘿哟”一声抬到刷洗干净的石臼里。两根沉甸甸的枣木大槌，此起彼伏地砸下去，“嗵！嗵！嗵！”声音浑厚结实，砸得地皮都跟着微微发颤。粉团在石臼里翻滚着，渐渐被打得没了脾气，变得异常柔韧光洁，泛着温润如玉的光泽。这时候，满屋子都是新米蒸熟后那股最原始、最醇厚的甜香。
母亲和婶娘们早就围在案板边等着了。捶打好的年糕团被迅速搬过来，趁热揪成小团，在手心里搓揉，捏成圆鼓鼓的糕粑，或是用雕花的木模子一压，印出鲤鱼、元宝、福字的形状。新出的年糕，热得烫手，母亲总会先揪下一小块，蘸上点儿白糖，塞进我嘴里。那味道，软、糯、弹、滑，米香直冲顶门，甜味儿一直暖到心底。剩下的年糕，要整整齐齐码在竹匾里，晾在通风的堂屋，能吃上一整个正月。
如今，超市里什么年糕都有，圆的方的，加糖的加枣的，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后来才明白，缺的是那灶膛里跳跃的、映红人脸的火焰，缺的是木槌砸下时沉闷有力的回响，缺的是那汗水与笑语交织的忙碌，更缺了母亲在氤氲水汽里，用软软的乡音哼出的那一支无字的旧谣。那香味，是从故乡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是从家族的掌心暖出来的，是从时间的深处慢慢蒸腾出来的。它粘住的，不止是牙齿，更是所有关于团圆、关于安康、关于根的绵长记忆。那记忆，比任何年糕都更糯，更韧，更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