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耶鲁，面对着台下的目光，我想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我这个人、我们这一代人，和脚下这个国家之间，那些具体而微小的联系。就从我出生的那一年，1968年说起吧。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国也不例外。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那一代人从北京被下放到内蒙古。我的生命起点，是在一辆从北京开往内蒙古的闷罐子火车上。那列火车的轰隆声，可以说就是我人生的背景音。它意味着迁徙、未知，也意味着我的家庭和国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牢牢绑在了一起。
在内蒙古的海拉尔，一个边陲小城，我长大了。那时候的中国，是蓝灰绿的服装海洋，是物资需要票证的时代。我的少年记忆里，有草原的辽阔，也有信息的贫瘠。但我庆幸我有两位爱读书、在高校工作的父母。他们的书柜，就是我最早看世界的窗口。在那个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一样紧缺的年代，那些书让我知道，世界远不止眼前这么大。1978年，我十岁，改革开放开始了。这个国家巨变的脉搏，我是在后来才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的。但当时有一点很直接：我父亲去北京出差，带回来一台九个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个小小的屏幕，成了我们全家，甚至半个院子邻居看世界的眼睛。从《新闻联播》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外面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正让我个人命运和国家轨迹清晰共振的，是高考。1985年，我十七岁，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坐上从草原开往北京的列车，和当年母亲怀着我时的方向正好相反。这像是一个隐喻：一代人用青春建设边疆，下一代人随着时代大潮走向更广阔的中心舞台。国家恢复高考这个决策，彻底改变了我，以及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普通青年的命运轨道。在北京，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狂飙突进。我报道过香港回归的现场，感受过那种血脉贲张的家国一体感；也深入过基层，在矿难、洪水和非典的一线，看见这个国家辉煌成就背后，普通人的坚韧与牺牲。
当有人问我，你的故事是什么？我想，我的故事没有那么多个人的英雄主义。我就是被时代浪潮推着走，同时又努力在浪潮中保持清醒、划动自己船桨的一个人。我的青春记忆，是和国家的艰难转型、物资匮乏连在一起的；我的中年奋斗，又是和国家的高速发展、日益开放同步的。我的“时光足迹”，每一段都刻着国家的年轮。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从边境小城走到北京，再从中国的演播室走到耶鲁讲台的、实实在在的路。
那么，什么是“家国情怀”？在我这里，它不是什么需要仰望的宏大概念。它很朴素。它是我母亲在颠簸的火车上保护腹中孩子的本能，是我父亲用一个月工资换来一台电视机的远见，是我在新闻现场记录这个国家疼痛与荣耀时的职业本能。它是知道自己的来处，明白自己是谁，然后带着这份“共同记忆”和“共同未来”的责任感，去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国家的进步，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前所未有的机会；而我们每个人认真活出的样子，也一点点塑造着这个国家的面容。这种彼此成就、互为注解的关系，就是我所理解的“共振”。它不是整齐划一的口号，而是无数个像我和我的家庭这样，充满细节、充满体温的真实故事，汇聚成的时代交响。站在这里，我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讲述者，讲述着“我”如何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