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头那条土路，村里人叫它“故道”。它早就不通车马了，两旁的荒草长得比人还高，风一过，便涌起一阵簌簌的、苍黄的浪。这风，似乎认得路，年年秋深，便准时从故道的深处吹来，带着一股陈年的、干燥的泥土味儿，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朽木的气息。
风起时，我总看见爷爷蹲在故道的入口，眯着眼，往那深不见底的荒草里望。他的旱烟锅子明明灭灭，青烟刚吐出来，就被那股长风吹散，一丝痕迹也不留。我小时候怕这风，觉得它像一条看不见的、冰凉的大舌头，舔过脖颈，激起一身栗子。我便躲在他身后，扯他洗得发白的衣角：“爷爷，看啥呢？回吧，风大。”
他不回头，只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子溅进枯草里，瞬间就暗了。“听，”他说，“风里有铃铛响呢。”
我竖起耳朵，只听见满世界呜呜的、单调的风吼，哪有什么铃铛。我觉得爷爷老了，耳朵出了毛病。后来才从父亲零碎的言语里拼凑出，这故道，几十年前是条正经的官道，南通县城，北接省府。爷爷年轻时，是赶大车的把式。枣红马，榆木辕，车辕上挂着一枚黄铜铃铛。爷爷坐在车辕上，长鞭一甩，脆生生一个响，马蹄嘚嘚，铃铛叮当，便上了路。风里来，雨里去，一车车粮食、山货从这故道运出去，一车车布匹、洋油从这故道拉回来。那*，是启程的号角，是归家的信号，是漫长旅途里唯一的、活泛的伴儿。
如今，故道哑了。宽阔的柏油路从村东头笔直地伸向远方，车流日夜不息，喧嚣着现代的速度与效率。故道便彻底地睡了，像一条被遗忘的干涸的河床。只有风，还记得它。每年的风，都固执地沿着这条干涸的河床吹过来，一遍遍抚摸那些被车轮碾实、又被荒草覆盖的泥土，摇晃着几株野酸枣树上早已干瘪的、不肯落下的红果。
爷爷不再赶车后，有很长一阵子，他蹲在村口新修的水泥路边，看那些呼啸而过的、五颜六色的铁壳子。他眼神里有困惑，像看一群陌生的、喧嚣的甲虫。他试着去坐过一次去县城的公共汽车，回来后再没坐过第二回。他说，晕，闷，耳朵里灌满了别人的说话声和机器的嗡嗡响，窗外的东西唰地过去，啥也看不清，不像他的大车，慢是慢点，可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认得你，风里都是熟稔的庄稼气味。
又是一年秋深，风准时从故道来了。比往年似乎更劲了些，卷起地上的沙土，扑在人脸上，微微地刺。爷爷已经走不动了，我扶着他，挪到老屋的院门口。院门正对着故道的方向，只是中间隔了密密麻麻的新房，早已望不见了。但他还是朝着那个方向，静静地站着。
风穿过院墙，摇动那棵老槐树仅存的几片叶子，又翻过屋檐，发出呜呜的低鸣。这一次，我忽然屏住了呼吸。在那浩大的、混沌的风声底部，我仿佛真的捕捉到一丝极其细微、极其清脆的“叮——铃——”，像一粒金色的沙子，沉在浑浊河流的最底下，倏地一闪，又被湍急的流沙覆盖。我疑心是自己的幻觉，侧耳再听，却只有风声。
爷爷却笑了，满脸刀刻般的皱纹舒展开，像故道被风吹开涟漪的荒草。他浑浊的眼睛望着虚空，轻轻地说：“嘿，老伙计，又来了。”
我蓦地懂了。那*，从来就不在风里，也不在爷爷的耳朵里。它锈在爷爷的记忆深处，被年复一年、固执的秋风擦拭，便在这风起的时刻，重新发出只有他才能听见的清响。这风，是故道残存的呼吸，是时光深处逆流而上的信使，年复一年，只为赴一个无人记得的约，为一个垂老的灵魂，送来一瞬遥远的、属于旷野与道路的回声。
风更大了，吹得人几乎站不住。故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想必已是荒草尽伏，露出一段段苍黑的、沉默的脊梁。它不再通向任何一个具象的远方，它只通向爷爷的过去，和所有像爷爷一样，生命与某条道路、某种速度深深捆绑过的岁月深处。
风自故道来，终将归于虚空。但它年年来，年年吹，仿佛在固执地证明，有些东西，纵使道路已废，车马已朽，只要风还记得，便不算真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