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1988是辆有脾气的车。它喘着粗气，驮着我，也驮着那些在路上捡来的、或重或轻的往事，在一条望不到头的公路上跑。路是热的，风是热的，连扑在脸上的灰尘都带着一股子旧太阳的味道。我开着它，其实更像是它领着我，去赴一场和这个世界的、迟到了许久的谈话。
谈话是从路上开始的。最先加入的是娜娜。她像一片偶然飘进车窗的、带着雨气的云，忽然就落在了副驾驶上。她的故事里有泥泞，有挣扎，有最原始的生存和一点点不肯熄灭的、关于远方的念想。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空荡荡的公路，声音却像落在车顶的沙子，簌簌地响。她谈她的身体，谈她的价钱，谈那些来来去去的男人，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当她谈起那个想象中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儿，谈起一个干干净净的未来时，那平淡里就忽然裂开一道缝，透出些刺眼的光来。她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有些人来说，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理想国，而是一个需要用身体去丈量、去搏斗的战场。我们的对话，常常被她的一个哈欠或者一句粗口打断，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接上。这种谈话，没有逻辑，没有章法，却有一种奇怪的坦诚。
这辆1988，本身就是另一个对话者。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引擎的轰鸣是它粗重的呼吸，吱呀作响的座椅是它疲惫的叹息。它太老了，老到记得很多我早已忘记的事情。它身上的每一道划痕，仪表盘上每一个失灵的指针，都像是一句欲言又止的短语。我修它，摆弄它，其实是在尝试阅读一本用钢铁和机油写成的日记。它不说话，但它用抛锚、用异响、用那种固执的、不肯停下的前行，告诉我一些关于忍耐和陪伴的道理。它和这个世界交谈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跑，把风景甩在后面，把时间也甩成一条模糊的直线。
这场对话里少不了那些早已不在场的人。比如我的朋友们，比如那些只在传说中出现过的“哥哥”们。他们的故事，像贴在车窗上的旧照片，被岁月晒得褪了色，但轮廓还在。他们曾经热烈地、愤怒地、天真地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谈理想，谈自由，谈那些大而无当却又闪闪发光的词。可后来，有的谈崩了，有的谈累了，有的干脆失去了谈话的对象。他们的声音，变成了我记忆里的回声，偶尔在某个似曾相识的拐角响起，提醒我这条路他们也曾走过。我和他们对话，是在后视镜里进行的。我看着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听着他们越来越模糊的笑骂，然后继续把车开往我自己也看不清的前方。
这场对话总要落到自己身上。开着1988，我其实是在和自己谈判。和那个曾经愤世嫉俗的少年，和那个如今略显迷茫的中年，谈谈妥协，谈谈坚持，谈谈我们究竟该如何与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相处。不是要征服它，也不是要逃离它，或许就只是试着理解它的规则，然后在规则的缝隙里，找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温度。路很长，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是激烈的争辩，对着空旷的荒野吼出心中的块垒；有时是长久的沉默，只有车轮摩擦地面的沙沙声，像一种无意义的呢喃。
终点在哪里，我不知道。1988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继续往前开。这场对话可能永远没有结论，就像这条公路可能永远没有尽头。但重要的是，我们还在谈，还在路上。当娜娜最终像她突然出现一样突然消失，当1988的引擎声再次成为耳边唯一的声响时，我忽然觉得，这场对话本身，或许就是意义所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出发了，我遇见了，我说了，也听了。这就够了。
剩下的，交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