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老槐树下，总见着陈伯。孩子们顽皮，学他走路的姿态，喊他“陈瘸子”，他乐呵呵地应着；邻人敬重，尊他一声“陈师傅”，他也只是点点头。有人背后说他没脾气，活得糊涂；也有人赞他豁达，有古人风。他仿佛活在另一个频道里，那些或高或低的声浪，到了他那儿，都像溪水流过圆石，只留下温润的痕迹，带不走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大概便是庄子所说的“呼我以牛也，而谓之牛；呼我以马也，而谓之马”。名字不过是个声响，毁誉也不过是阵风。世人太爱惜自己羽毛上的光，旁人说一句“黯淡了”，便急着扑腾，非得在阳光下抖出金辉才心安。可羽毛是自己的，光在天上，别人的嘴在别处，这三者本不相干，硬要搅在一处，便生出了无穷的烦恼。陈伯不识字，未必读过《庄子》，但他劈了一辈子柴，深知斧刃要顺着木头的纹理走，人生的力气，也得顺着自己的“理”来。别人的口水，不是他生命的纹理。
我们常困于一种错觉，以为“我”的形象，需由他人手中的镜片来确认。于是，赞美来了，便觉镜中的自己光彩照人；诋毁来了，又惊觉镜面扭曲，形象破碎。这一喜一忧之间，真实的“我”反而隐匿不见，活成了他人评价的傀儡。这何尝不是把生命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路过的风声？《世说新语》里，庾公权重，有人忧其与叛军同名，恐不吉利，他淡然道：“区区诸孙，何足为讳。”这份不避不藏的坦荡，源于内心对自我价值的笃定。名是外物，正如牛马之呼，我自知我是何人，足矣。
抵达这般自在之境，非是叫人麻木不仁，变成顽石。它更像是一种清醒的“区分”智慧：将“事实”与“评议”剥离，将“行动”与“回声”分开。我行我所当行，事我所当事，这是我的疆域，我全力耕耘；至于此事引发的喧哗，那是他人的疆域，与我何干？苏东坡一生颠簸，毁誉如影随形。他被捧上云端，也被踩入泥沼，可他修苏堤、烹猪肉、赏明月、写文章，生命的热忱始终泼洒在自己的道路上。那些赞誉与诋毁，最终都成了他浩瀚人格的注脚，而非定义他生命的标题。他的心是自由的，因为锚定在自身价值与热爱的海底，而非漂浮在他人唇舌的浪尖上。
陈伯前年走了，安静得像片秋叶。送行的人不少，当年学他走路的孩子，如今已为人父母。人们忽然发现，议论了他一辈子，竟没人能说清，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只知道他柴劈得极好，火塘永远暖和，脸上总有种淡然的笑意。这或许便是“毁誉由人”的终极写照——他活成了自己，于是，所有的“毁”与“誉”，在他完整的生命图景前，都失去了评判的效力，只化作一缕可有可无的余音。
我们终其一生，或许难臻圣贤之境，但若能在那名号响起、议论袭来时，心中掠过一丝陈伯般的淡然，问一句：“此声于我何有哉？”便算是，在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辟出了一方清净的自在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