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的钟表铺藏在巷子最深处，窄窄的门脸夹在发廊和便利店中间，像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每天清晨七点，卷闸门“哗啦”一声升起的声音，是这条巷子最准时的报时。
我第一次走进那间铺子是因为祖父留下的怀表停了。玻璃柜台里躺着各式各样的时间——有表盘泛黄的老上海牌，表链磨得发亮的罗马表，还有表盖上刻着“劳动光荣”的旧闹钟。老陈从里间出来时，我愣了一下。他大约六十来岁，两鬓的头发已经全白，但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色胶布缠了好几圈。最特别的是他的左耳，耳垂下方有颗黄豆大的黑痣，说话时会随着嘴角的动作微微颤动。
“修表？”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放这儿吧，三天后来取。”
等待的三天里，我从巷口的早餐摊老板娘那儿听来了些片段：老陈在这儿修了四十年表，年轻时是国营钟表厂的技师，厂子倒了就自己开了这铺子。妻子早逝，无儿无女。每天除了修表，就是傍晚时坐在门口竹椅上，看巷子里的人来车往。
第三天我去取表，他正埋头在工作台前。台灯橙黄的光晕笼着他半边脸，额头上深刻的皱纹像年轮的刻痕。他用镊子夹起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游丝，手稳得不可思议。放大镜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缝，整个人像是凝固在时间里的一座雕塑。墙上挂着的旧日历停在1998年6月，纸张已经泛黄卷边。
“你这表啊，不是坏了，是累了。”他把修好的怀表递给我时说了这么一句，“跟人一样，走久了总要歇歇。”
后来我常去他店里。下雨天去看他点一盏绿罩台灯，灯光在满墙的齿轮和发条间投下重重叠叠的影子；晴天去看他坐在门口晒太阳，膝盖上摊着一本泛黄的维修手册。他的手是另一篇故事——指关节粗大，指甲修剪得极短，食指和拇指内侧有淡黄色的老茧，那是四十年镊子磨出来的印记。有次我看见他给一个孩子修卡通手表，那双摆弄过无数精密机械的手，捏着粉色表带时居然有些笨拙的温柔。
去年秋天，巷子要拆迁的消息传开了。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整理工具箱。红木箱子里的工具摆放得像博物馆的陈列品——大小不一的螺丝刀按顺序排好，各种型号的齿轮分装在玻璃小格里，绒布上躺着二十几把不同弧度的镊子。
“真要搬了？”我问。
他点点头，拿起一把最小的螺丝刀：“这把跟我最久，1979年进厂时发的。”说完顿了顿，“时间这东西啊，修了半辈子，最后发现最修不好的是它自己。”
搬走前最后一天，我去帮忙。夕阳从巷子西头斜斜地照进来，把他蹲在地上捆书的影子拉得老长。满地的纸箱里装的不只是工具，还有厚厚几大本维修记录——泛黄的纸页上，工整的钢笔字记录着每一块表的“病历”：1983年5月12日，王同志的海鸥表换发条；1997年11月8日，李老师家的座钟调快慢针……最新的一页停在昨天，是我的怀表。
他最后带走的是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给我看，里面是几十个不同年代的表盘——有缺了数字的，有裂了玻璃的，有镀金剥落的。每一个残缺的表盘背面，都用铅笔淡淡写着日期和人名。他说这些都是修不好也找不到主人的表，他舍不得扔，就像舍不得那些来找过他的人。
新店开在城南的写字楼底商，亮堂，宽敞，生意却冷清了许多。上周路过时进去看他，新柜台里摆着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他正在给一个年轻人换电子表的电池，动作依旧专注，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临走时他叫住我，从抽屉里取出个小布包——是我那块怀表的旧表盘，背面用新钢笔写着我的名字和日期。
“这个给你留着。”他说，“老东西都有魂儿，搁在新地方，它认生。”
走出店门时回头看了一眼。玻璃门后的他重新坐下，低头摆弄着什么，侧影被午后阳光投在白色墙壁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不是在对抗时间，而是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容器——那些皱纹里蓄着的，茧子里藏着的，白发里飘着的，都是被他修好又送走的时光。每个走进这间铺子的人，都曾从他手里接过一小段被校准的时间，而他自己，就这样在齿轮与齿轴的咬合声里，把自己活成了一首关于时间的叙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