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家里的灯就早早亮了起来。母亲把客厅、阳台、甚至楼梯间的灯泡都换成了新的，说“亮亮堂堂，照得远，人才回得来”。我知道，她在等哥哥。哥哥在海外工作，因为疫情，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家过年。电话里总说“明年一定”，可“明年”拖了一年又一年。今年的承诺变得格外慎重，机票改签了两次，终于在除夕前一天真正落地。
往年的等候，是电话两头互相安慰的“没关系”；今年的等候，却有了确切的终点，成了分秒的倒数。父亲沉默地擦拭着那对尘封多年的旧灯笼，那是哥哥小时候和他一起糊的。他不说话，只是用沾湿的布，一遍遍抹过竹篾的骨架，仿佛要把流逝的时光也擦亮。厨房里，炖肉的香气提前三天就开始弥漫，母亲严格按照哥哥小时候最爱的口味备料，她说：“怕他忘了家里的味道，得让他一进门，鼻子就先认了门。”
真正的团聚，发生在除夕夜暮色四合之时。当门锁转动的声音格外清晰，当那个拖着行李箱、带着一身寒气的高大身影真的出现在玄关橘黄的光晕里时，屋子里那股积蓄已久的等候，瞬间融化了。没有预想中的激动欢呼，母亲只是快步上前，接过他手里的行李，手有些抖；父亲重重拍了两下他的肩膀，咳了一声，说了句“回来就好”；哥哥的眼镜片上迅速蒙了一层白雾，他摘下眼镜，用力眨了眨眼。那一刻，所有的言语都嫌多余，只有屋子里每一盏灯，都仿佛更亮了一些，暖暖地照着一家人略显生疏又急切靠拢的身影。
年夜饭桌上，旧灯笼在阳台随风轻轻转着，映着窗上的福字。哥哥说起隔离时的琐事，说起异国他乡冷清的春节，说起终于吃上这一口炖肉的感慨。父亲给他夹菜，母亲不停地问“还够不够咸”。往年的年味，或许是鞭炮、新衣、红包的热闹；而这一年的年味，却深深地浸在这重新点亮的灯火里，浸在那份从渺茫变得实在的等候里。它不再是日历上一个循环的节日，而是一次失而复得的抵达。原来，年味最浓的酿料，从来不是喧嚣，是跨越山海与时间的等候，最终在灯火可亲处，落地生根，变成一句平淡而滚烫的：“吃饭吧，菜要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