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门前的桂花树，每年秋天还是香的。只是树下那个用砖块和破铁皮搭成的小灶，连同那股焦糊里裹着蜜糖的烟火气，很久没再升起过了。
那曾是我和堂弟的“秘密工坊”。我们偷拿家里的红薯、年糕，从晒干的桂树枝上捋下金黄的花粒，郑重其事地放进铁皮上烘烤。火候永远是个谜，红薯常被烤得一半碳黑一半夹生，年糕则鼓成可笑的焦泡。但我们不在乎，抢着掰开烫手的果实，吹着气咬下去，糊味呛人，可那股暖烘烘的、来自土地本身的甜，却顺着喉咙一直滑进胃里，扎实得让人想跺脚。堂弟总沾一脸黑灰，笑得牙龈全露出来。那是童年最直给的甜，像刚晒透的棉被，蓬松、饱满，不带一丝迂回。
后来，我们像种子一样被风吹散，落进不同的城市地图里。我考进了省重点，他勉强读完职高，早早开起了货车。再见时，是在城里一家装修精致的甜品店。我点了一份焦糖布丁，他面前是杯冰美式。我们用精致的钢勺小心刮着杯壁，谈论着货运APP的评分和我的绩点，言语间是恰到好处的生疏。布丁滑嫩，焦糖层脆甜，工艺标准得像实验室产物。可不知怎的，我竟怀念起当年那块烫嘴的、焦黑的红薯。糖分还在，可那份笨拙的、共享的快乐没了。成长的甜，原来会悄悄兑进一种名叫“距离”的液体，滋味变得复杂起来。
去年秋天，老家传来消息，老屋那片要拆迁了。我和堂弟不约而同地赶了回去。一切都在打包、搬运，空气里浮动着陈年灰尘和告别的涩味。我们沉默地走到后院，那堆桂树枝竟还在。堂弟忽然用脚拨了拨枯枝，闷声说：“哥，再烤一次红薯吧。”
没有铁皮，我们找来几块断砖匆匆垒上，生火的纸壳呛得人流泪。火苗舔舐着红薯表皮，发出熟悉的、细微的哔剥声。等待时，我们没怎么说话，只看着远处推土机的影子。红薯依旧烤得难看，但撕开焦壳，那股熟悉的、朴素的甜香混着烟火气扑面而来。我们蹲在砖堆旁，像小时候那样吃起来。烫，还是烫，甜味里依旧杂着糊味。可嚼着嚼着，一种温热的酸涩毫无预兆地冲上鼻腔。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时光这炉火，焙去的或许是天真，焙不去的，是那沉淀在灰烬深处的、共同记忆的核。那甜里析出的涩，不是遗憾，是回甘前必经的、微妙的停顿。就像这烤红薯，外壳的焦苦，原是为了衬出内里那一口滚烫的绵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