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被我装进了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是旧的，角落有轻微的磨损，露出里面纤维的毛边。我没有封口，只是用一根棉线随意绕了两圈，打了个活结。然后，它就被我塞进了书架最顶层，和一套从未翻过的年鉴挤在一起。好像不去封缄，那个夏天就依然在某种流动的状态里，没有被判决为“过去”。
而我开始在纸上虚构一场雨。起初只是零星的几个词，像傍晚最先亮起的几颗疏星。我在稿纸的左上角写下“潮湿”，在右下角滴了一团化开的蓝墨，权当是水渍。然后，“青苔”、“凉意”、“瓦檐”、“断续的嘀嗒”这些字眼，便像菌群一样，顺着纸页的纹理蔓延开来。我精心调配着这场雨的湿度、温度、气味和声音。它应该是刚入梅时的雨，还不至于闷得让人心慌，带着一点泥土被初次浸润的腥气，和窗外广玉兰叶子被洗过后肥厚的绿光。雨声要不大不小，恰好能盖过远处的车流，但又清清晰晰地，一下，一下，敲在什么铁皮雨棚上。
我沉迷于这种虚构。我用文字砌起雨中的小巷，让一个穿白衬衫的模糊身影跑过，脚步声清脆；我让雨滴在虚构的池塘里敲出无数个瞬间消逝的；我甚至虚构了一场雨中偶遇，对话简短，只有眼神和雨伞边缘滑落的水线。这场纸上的雨，下得绵绵密密，逻辑自洽，氛围完美。它成了一个我能够完全掌控的宇宙。我只要提笔，雨季就来临；我搁笔，世界便放晴。这让我感到安全。
直到那天整理书架，那本年鉴抽出来时，那只信封飘然坠地。棉线松开了，里面的东西滑出一角——是半张焦糖色的电影票根，字迹已褪；一片薄如蝉翼的、深红色的枫叶标本（可那个夏天怎么会有枫叶？）；还有一张对折的、边缘粗糙的拍立得相纸。
我顿住了。我没有拾起它。那一瞬间，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之所以能如此心安理得地虚构一场又一场精美的雨，正是因为这个真实的夏天被我束之高阁。我未曾启封它，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那里面电影票根所关联的故事，结局并不如我后来润色的那样体面；害怕那片枫叶所代表的、某个早于季节的预言，一语成谶；更害怕那张拍立得相纸上的光影，一旦展开，会亮出一种我至今无法直视的、过于强烈的真实。那个真实的夏天，它的气味可能混杂着汗水和蚊香，它的雨水可能忽而瓢泼忽而吝啬，它的故事可能笨拙、断裂、充满未能妥善收尾的顿号。它不完美，因此沉重。
于是，我轻轻将那些散落的物件拨回信封，再次用棉线绕上，放回原处。我坐回书桌前，纸上的雨季正下到一半，那个虚构的白衬衫身影，还站在巷口等待。我知道，我会继续写下去，用精心调配的雨水，灌溉我文字的花园。而那个未曾启封的夏天，就让它继续待在信封里吧。让它作为一座沉默的矿藏，一种背景性的潮湿，一种所有虚构雨季源头处、未曾命名的真实气压。我不需要打开它来确认什么。或许，正是它的未曾启封，才保证了它永恒的“未完成”，才让我笔下所有的雨，都获得了一滴来自真实深处的、隐秘的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