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学思结合”与“志于学”
孔子关于读书学习的论述，是后世学习的基石。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精辟地指出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只读书不思考，就会惘然无所得；只空想不学习，则会精神疲倦而无所获。这强调了在学习过程中，吸纳知识（学）与内化思考（思）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孔子还以自身成长为例，描绘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与学问同步进益的历程。这里的“志于学”不仅是年少立志，更蕴含了将学习贯穿一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领悟和境界的深刻思想。孔子倡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认为天资聪敏且勤奋好学，并能虚心向地位、学识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破除了对学问的傲慢，将谦逊与求知欲置于核心地位。
二、朱熹的“读书三到”法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总结前人基础上，提出了具体而微的读书方法，即著名的“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他特别强调“三到之中，心到最急”。他认为，如果心思不在书本上，眼睛就不会看得仔细；心和眼既然不专一，只是随随便便地诵读，那就一定记不住，即使勉强记住了也保持不了多久。只有心神集中了（心到），眼睛和嘴巴的运用才会真正到位。后人对“三到”的解读进一步细化：心到指用心思考、反复品味以理解书中精义；眼到指仔细观看，全面准确地记忆知识；口到指诵读出声，调动听觉与视觉协同作用，增强记忆和理解。这套方法将读书从被动的信息接收，提升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主动认知活动。
三、董遇的“三余”与韩愈的“四患”
古人不仅讲求方法，也注重利用时间和端正态度。三国时期的学者董遇，面对他人“苦渴无日”（苦于没有时间）的抱怨，提出了“读书当以三余”的观点。“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他强调要善于利用冬天、夜晚、阴雨天这些空闲、零碎的时间来读书。他推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通过反复、熟读，书中的含义自然会显现，这强调了精读与积累的重要性。唐代文学家韩愈则从反面提出了“读书四患”：“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 这四患分别是：担心书读得不够多；担心书中的道理思考得不够明白；害怕自我满足而停止学习；已经学了的东西又担心不能付诸实践。这“四患”全面地指出了读书人容易陷入的四个误区，警示人们要博学、深思、永不自满并知行合一。
四、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与欧阳修的“三上”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并非贬义，而是指不过分执着于繁琐的章句训诂，不作钻牛角尖式的解读，其乐趣在于领会文章的主旨与精神，追求“会意”时的豁然开朗与精神愉悦。这体现了一种飘逸洒脱、注重神会的读书境界，与死记硬背、拘泥字句的方式形成对比。北宋文豪欧阳修则展示了另一种勤奋：“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他充分利用一切时间读书，无论是坐着、躺着还是如厕的片刻。他同样善用零碎时间思考，其著名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就是用来构思文章。这种“勤读”与“巧读”结合的态度，体现了古人珍惜光阴、将学习融入生活的实践智慧。
五、曾国藩的“三有”与司马光的“读书在得道利民”
清代名臣曾国藩对士人读书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三有”：“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不甘心居于下流；有识，则知道学问无穷无尽，不敢因一点心得就自满（如河伯观海、井蛙窥天）；有恒，则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将读书与个人的志向抱负、见识格局和意志品质紧密联系。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则进一步将读书的目的升华，他认为“读书在得道利民”，读书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更是为了明了大道、造福百姓。他主张读书是为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这种思想将读书学习的个人修养价值与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统一起来，赋予了读书更为宏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