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十六岁，坐在高三教室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又落，黑板上倒计时数字一天天变小，我的梦想被压缩成一张又一张试卷顶端用红笔写下的分数。那时候，“梦想”这个词太沉了，沉到我只敢把它具象为一座城市、一所大学、一个能让我逃离小城重复生活的录取通知书。它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轨道，所有人都告诉我，沿着它跑，别回头，别张望。
我的书桌抽屉深处，藏着一个软面抄，里面不是课堂笔记，而是一些零碎的、不成篇的句子和涂鸦。那是我梦想的“私货”。在晚自习间隙头晕眼花的时刻，我会偷偷翻开，写下一行自以为是的诗，或者勾勒一个漫画人物的侧脸。这些碎片和试卷上那个“考上好大学”的宏大梦想并行着，像轨道旁悄然生长的野草，微弱，但自己知道它的存在。那时的梦想，有公开的、正确的“主旋律”，也有隐秘的、羞于示人的“副歌”。主旋律是锣鼓喧天的进行曲，副歌则是夜深人静时，自己用口哨轻轻吹出的几个跑调的音符。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看了一场航天展。当我站在巨大的长征火箭模型前，仰头看着它冰冷的、充满力量感的箭体时，胸腔里忽然被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撞了一下。解说员提到“嫦娥一号”已在两年前奔月，而新的探索永不止步。那一刻，那个关于星空的、早已被数理化习题掩埋的童年幻想，忽然亮了一下。它没有改变我书桌上的习题集，却让我在之后很多个埋头苦读的夜晚，偶尔望向窗外漆黑的天幕时，心里多了一点辽阔的、与眼前琐碎无关的想象。梦想的轨迹，有时会被外界的强光照亮一瞬，让你看见它延伸向更远的远方。
梦想更多时候是喑哑的回响。一模考试失利，那个被具象化的大学名字忽然变得飘渺。晚自习后，我独自在操场一圈圈走，耳机里反复响着一首老歌。梦想在那时不再是遥远的灯塔，而是脚下粗粝的跑道，是喉咙里的血腥味，是明知可能徒劳却不敢停下的恐惧。那种感觉，不是破碎，而是沉没，像一块石头跌进深井，等待那一声迟迟不到的、证明它存在的回响。你必须先付出所有的呼喊，才能期待山谷给你一点点回应。
如今，站在多年后的岸边回望2009，那条看似笔直的轨道早已拐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弯。我最终抵达的城市和学校，与当年刻在课桌上的名字并不完全重合。而当年抽屉里那些破碎的句子，有些早已遗忘，有些却意外地生长成了我至今仍在从事的文字工作的根须。那个秋天在火箭模型前感到的震撼，化为了我对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关系持久的关注。至于那次失败的考试，它成了我性格里某种韧性的来源——让我知道，梦想的轨迹从不是光滑的直线，它的回响，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折射，才能被你听清。
2009年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实现一个梦想，而是如何与梦想相处。它既是目标，也是过程；既是远方的呼唤，也是脚下真实的坎坷；它需要你奋力地、具体地去搭建，也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以一场展览、一次失败、一个寂静的夜晚为媒介，向你展示它深邃的层次和悠长的余韵。那一年，我梦想的轨迹，是试卷上划下的重点线，也是窗外梧桐枝桠歪歪扭扭的生长线；它的回响，是六月考试结束的铃声，也是此后人生中，无数次在心底轻轻响起的、十六岁那年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