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那年，我抱着新买的同学录，挤进哄闹的办公室，想让老师们给我留句话。轮到李老师时，她把那本花花绿绿的同学录轻轻推了回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旧本子，翻开，小心地撕下一页空白纸。“我给你写在这上面吧，”她笑着说，“这个纸好，能存住。”
记忆里，李老师好像总是和“旧”东西在一起。她的帆布包磨出了毛边，教案本是拿去年的台历翻过来订的，就连给我们讲“珍贵”这个词时，举的例子也是她抽屉里那摞边缘卷起、用铁夹子夹好的旧试卷。我们私下嘀咕，李老师是不是有点“抠”。
直到那个暴雨突至的黄昏。放学铃响，天空黑得像打翻了墨瓶，瞬间大雨倾盆。没带伞的同学缩在走廊里，吵吵嚷嚷。李老师从办公室抱出一捆旧伞，黄的、蓝的、格子布的，伞骨有的不太灵光，但都能用。“都是以前毕业的学生忘下的，我修了修，还能用。”她一把把递给我们，“先打着回家，不用还。”我分到一把黄色的油布伞，撑开，走进雨里。雨水砸在紧绷的布面上，声音沉沉的，把我整个罩住。那股淡淡的樟脑味和尘味儿混在一起，奇怪地让人安心。回头望去，走廊下，李老师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里显得有些模糊，她正弯腰拾起地上一个被风吹走的塑料袋。那一刻，那把旧伞，好像把全世界的风雨都隔开了。
后来，我在她那页“能存住”的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好东西，都值得被第二次发现。”字迹是她一贯的工整清秀。我当时不太懂，只是把它小心地夹在了书里。
许多年过去了，搬了几次家，很多簇新的东西都不知所踪。只有那把旧黄伞，还静静立在玄关的角落；那张纸，虽然脆了，却依旧平整地躺在我抽屉的最深处。现在我才有些明白，李老师给我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旧物。她是把“珍惜”这个词，掰开了，揉碎了，藏在这些带着时光痕迹的物件里，悄悄地、一盏一盏地，点亮在了我们这些孩子记忆的路上。光不耀眼，却足够暖，也足够亮，能照着人走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