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漫过铁轨的夜晚，我坐在老车站褪色的长椅上。最后一班绿皮火车喘着粗气进站时，站台钟的指针正胶着在十一点四十七分。检票员早已下班，栅栏门虚掩着，像一句没说完整的告别。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车票，上面的字迹被雨水洇成淡蓝的云。
这是第三年回到这个小镇。说是回来，不如说是又一次搁浅。母亲总在电话里说“回来看看吧”，可每次推开老屋的木门，那声“回”字就像卡在锁芯里的钥匙，转半圈就停住。堂屋里停着父亲的遗像，香炉里积着去年的灰。我点三支新香*去，看烟笔直往上爬，爬到天花板上就散了，像找不到路的魂。
巷口的摆渡船还在。摆渡的老林头见我第一眼就喊：“还是没渡过去啊？”我笑，他递来半个烤红薯。船桨搅碎河灯倒影时，他忽然说：“你爸当年也常在这儿坐。”水波把月光揉成碎银子，我突然明白父亲为什么总爱在河边发呆——有些岸，看着近，划一辈子桨也靠不上去。
在旧书店翻到一本泛黄的工程笔记。是父亲的字迹，写着“虹桥复建方案：需松木七百根，铁钉四十斤”。原来他惦记了半辈子的那座桥，连材料清单都没列全。老板从老花镜上沿看我：“你爸当年天天来查县志，说要把老桥修起来。”我合上笔记本，封面留下汗湿的指印。忽然想起他临终前反复摩挲我的手，掌心粗粝如桥墩上的麻石。
第七天清晨，我去看断桥遗址。只剩两个桥墩泡在雾里，像大地伸向对岸却始终没能握住的手。放牛的孩子哼着走调的山歌，歌词混在牛铃铛里：“三月修桥四月塌，五月六月等水发……”我蹲下身摸墩子上的刻痕，那可能是某位先祖的记号，也可能是风雨偶然的笔触。
离开时老林头在渡口抽烟：“真要走？”我点点头。船到河心他忽然开口：“其实你爸那本账算错了。”见我回头，他吐个烟圈，“修桥哪要什么松木铁钉，要的是人站在这头，还相信那头值得去。”
火车启动时雨又下了起来。车窗上水流纵横，把远山淌成朦胧的水墨。我摊开掌心，那张始终没递出去的车票正在融化，站名渐渐洇成一片温柔的蓝。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断桥，终生都在搬运看不见的木头与铁钉。而所谓的渡不过去，或许才是让我们不断摆渡的理由——河有多宽，生命的船歌就有多悠长。至于对岸，它一直在那儿，在每一个“此程”的尽头，静静地，等着成为下一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