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法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其行使并非无拘无束。现代社会，权利冲突日益频繁，绝对化的权利观念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挑战。明确权利行使的内在限度，并探索有效的规制路径，是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课题。
权利行使的限度根植于权利的社会属性。任何权利都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实现必然与他人权利、社会公共利益发生互动与碰撞。这构成了权利的内在边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核心限度。行使权利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或采取仅具形式合法性却严重背离权利本旨、造成显著不公平后果的方式。公共利益的必要限制构成外部边界。当个人权利的行使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道德风尚等重大公益时，公权力可依法进行干预与限制。权利冲突中的“容忍义务”与“比例原则”划定了实践中的平衡点。当权利冲突不可避免时，一方在合理范围内需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而公权力在限制权利时，必须遵循目的正当、手段必要、限制适度的比例原则，确保干预的最小损害性。
面对权利行使的越界与滥用，传统规制路径多依赖于事后司法救济与公权直接干预，虽具权威性，但往往成本高昂且略显被动。新探规制路径，需构建“预防-协同-自律”的多元复合体系。第一，强化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与预见性。通过精细化立法与司法解释，尽可能清晰地界定重要权利（如知识产权、数据权利、环境权）的行使边界、例外情形及违法后果，从源头上提供稳定预期。第二，发挥行政规制的灵活性与效率优势。行政机关可通过制定标准、过程监管、行政指导、柔性执法（如约谈、警示）等方式，对高风险领域的权利行使（如平台经济中的算法使用权、大型企业的市场支配权行使）进行动态、及时的纠偏，弥补司法救济的滞后性。第三，激活社会共治与行业自律机制。鼓励行业协会、专业组织建立自律规范与准则，利用社会监督、舆论评价等软性约束力量，形成对权利滥用的社会压力。第四，深化权利主体的内部合规建设。推动企业、组织等重要权利主体建立内部合规审查机制，将合法、合理行使权利的要求内化为日常决策流程，实现自我规制。
在数字时代，权利行使的限度与规制面临全新挑战。数据权利、网络言论自由、算法权力等新型权利或权力形态，其边界更为模糊，跨界影响更为迅猛。这要求规制路径必须融入技术思维，探索“以技术规制技术”的路径。例如，在数据隐私保护中，通过设计隐私保护技术标准（Privacy by Design）；在网络内容治理中，利用技术手段识别与过滤严重违法信息，同时配以透明的人工复核与申诉机制，以平衡管理效率与权利保障。
权利行使的限度是法学理论回应现实复杂性的必然要求。其规制不应是简单的“限制”，而应是通过多元、协同、智能的路径，引导权利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最终实现个人主体性张扬与社会共同体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