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五傍晚，我捏着找回的十元钱，站在煎饼摊前，脸烧得厉害。风卷着零钱箱旁的小纸片，哗啦啦响，像在催我。
事情简单得老套。放学饿了，校门口的煎饼摊是救命稻草。摊主是个总系着褪色围裙的大叔，手快，话少。我递过二十块钱，他忙着摊饼、打蛋、撒葱花，顺手找给我一把零钱。抓起煎饼，我扭头就扎进了放学的人潮。走到路口等红灯，摊开手里皱巴巴的，心里咯噔一下：他多找了十块。绿灯亮了，人潮推着我向前。那十块钱在手心攥出了汗。“没人知道，”一个声音说，“他一天卖那么多，哪记得清？”煎饼的香气和那股灼烧感在胸口打架。我回头，透过攒动的人头，看见那盏挂在摊车上的旧灯泡，在渐浓的暮色里晕开一团昏黄的光，大叔的身影在那光里忙碌，显得有点小。
我忽然想起爷爷。他也是个手艺人，修了一辈子自行车。小时候我蹲在他摊子边玩，见过太多场景。有人放下车说回头来取，扔下远超修理费的钱就走了；有人车筐里落了钱包，爷爷能替他保管好几天。我问爷爷为啥不留下，他用沾着黑油灰的手指弹我脑门：“小子，东西是人家的。咱这灯亮着，就得让人看得清、信得过。”那时不懂，只觉得那盏挂在三轮车梁上的铁皮灯，晚上亮起来挺暖和。
此刻，校门口这盏旧灯泡，和记忆里爷爷车梁上那盏，光影重叠了。那光不够亮，照不远，但稳稳当当地照亮着摊前一小块地，照亮面糊倒在铁板上升起的蒸汽，也照着我心里的那点犹豫。就是这点光，让我觉得，揣走这十块钱，就像往这光里扔了把沙子，它会立刻暗下去。
我吸了口气，逆着人流挤了回去。摊前刚好没人，我把那十块钱递到台面上，声音有点磕巴：“叔，刚才……您多找了。”大叔正在擦台面，愣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我，又看看钱，眉头松开了。他没马上接钱，反而转身利落地摊了张饼，磕了个蛋，撒上双份的葱花和脆片，装好袋子，塞到我手里，连同那十块钱一起轻轻推了回来。“拿着，孩子。”他声音哑哑的，“放学饿了，多吃点。谢谢啊。”
我愣住了，不是为这个意外的“馈赠”，而是他道谢时，眼里有一种很平淡的肯定，好像我做的只是件本该如此的小事。我攥着温热的煎饼和那十块钱，原来物归原主，心里卸下的重量比那十块钱重得多。
回家的路，脚步轻快。路灯次第亮起，每一盏光都像在接力。我忽然觉得，诚信没那么玄乎，它不像路灯那么耀眼，却像那摊头、那车梁上的旧灯泡，或者像此刻口袋里那枚被我洗干净、打算明天还给同桌的、不小心带回家的橡皮。它就是一种选择，让手里的钱干净，让心里头亮堂。这点光，照不亮整条街，但足够让我看清自己的路，也让下一个接到这份光亮的人，走得更稳当些。
日子就是由这些细碎的选择铺成的。每一次坦然的交付，每一次干净的收获，都像在心里擦亮一根火柴。光很小，但千千万万的光凑起来，这寻常的日子，就被照得温暖而踏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心里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