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4年的秋天，湘赣边界的山区已经泛起了寒意。坳背村头的百年樟树下，赤卫队队长老赵把一面叠得方正正的红旗交给了十五岁的春伢子。红旗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正中用黄布补过的五角星却依然鲜亮。“队伍要转移了，这面旗你收好。记住，旗在，信念就在。”老赵的喉咙带着伤兵特有的沙哑，说完用力拍了拍春伢子单薄的肩膀。
春伢子把红旗裹进装满草药的背篓最底层，每天拂晓前翻过后山去镇上的药铺。敌军的岗哨在村口新设了卡子，在晨雾里泛着冷光。有次盘查时，尖挑开了背篓最上层的藿香，春伢子觉得后背的汗瞬间湿透了夹袄，却仰着脸说：“老总，我娘咳了半个月了。”哨兵嫌恶地挥挥手。他走出很远才发现，攥着背篦绳的手掌被勒出了深深的血痕。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雨夜来临。山那头传来零星的枪响，春伢子从床板下摸出红旗塞进怀里，贴着墙根摸向村外的土地庙。风声把竹林刮得像在呜咽，他摔进沟渠时，第一个动作是捂住胸口——那包着油布的红旗贴着他的心跳，鼓点似的。庙里断了一半手指的交通员老秦正在等他：“白狗子闻到味儿了，这旗得送去松树岭。”他们没点灯，就着月光把红旗缝进一件破棉袄的夹层。天蒙蒙亮时，春伢子穿上这件鼓囊囊的袄子上路，棉絮被夜雨浸得沉甸甸的，坠得他步子踉跄。
松树岭的联络点在悬崖边的山洞里。守洞的战士接过棉袄，用冻僵的手指拆开线头。当那面红旗展开的刹那，洞外正透进一缕初冬的淡金色阳光——五角星上那些粗粝的针脚，忽然像活过来似的，把光揉成了细碎的金芒。在场的七八个人都没说话，有个额头缠着绷带的小战士伸手摸了摸旗角，极轻地说了句：“还在。”
很多年后，春伢子成了博物馆里白发的讲解员。每次带着孩子们看到玻璃柜里那面褪色的红旗，他总会停下来，仿佛又听见了土地庙外的风雨声、山洞里的呼吸声。有孩子问：“爷爷，当时您不怕吗？”他笑着摇头，皱纹舒展开来：“那时候啊，心里揣着一团火。这旗子就是火种，揣着它，骨头缝里都是热的。”他从不提自己的奔跑与颤抖，只反复说那面旗如何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如何在那些寒冷潮湿的夜里被无数双手抚摸、传递、珍藏，直到把天边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