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城已经烧了三天。硝烟像浸了血的棉絮，沉沉地压在每一道残垣断壁上，吸一口气，肺里满是焦土和铁锈的腥味。余程万师长的命令很简单，也很残酷：“每一堵墙，都是棺材；每一扇门，都是墓碑。没有援军，只有我们。” 这是守卫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八千血肉之躯，钉在日寇十万重兵的铁砧上。
营长冯葆华攥着打光了的，裂了，缠着浸透污血的绑腿。他的阵地原先是一个染坊，如今绸缎早成了碎布，浸染的不是靛蓝，是褐色的人血。日军第三次冲锋的间隙，他瘫在壕沟里，听见身旁一个年轻士兵在哼不成调的楚地小调，哼着哼着，变成了压抑的呜咽。冯葆华没力气骂人，只从怀里摸出半块压得变形的锅盔，掰了一大半递过去。“吃饱，才有力气死。”他说。那兵愣愣地接过，啃着啃着，眼泪混着干粮渣往下掉。
最惨烈的不是城墙豁口的白刃战，而是水星楼。那座三层的木石建筑，成了插在敌我之间的一把钝刀。一个排的弟兄守在上面，下面被围得铁桶一般。弹药没了，就用瓦砸，用拆下的椽子捅。最后的消息，是传令兵冒死带回的一截烧焦的衣袖和一句话：“楼在，人在。”后来，水星楼在炮火中轰然倒塌，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下来。没人知道他们最后刻在楼板上的，是自己的名字，还是家乡的名字。
百姓没有走光。瞎眼的秦老爹蹲在几乎炸平的师部门口，用一口豁了边的铁锅，熬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少许米粒和野菜根，凡是路过还能动的兵，他就舀一勺糊糊递过去。他说：“我眼睛瞎了，心里亮堂。这城是你们的，也是我的。”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叫小湖南，穿梭在炮弹犁过的街道上，背伤员，递手。他背上的伤员咽了气，他默默放下，捡起那兵留下的，比他人还高，接着往前跑。他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他只知道，这些叫他“小鬼”的叔叔们不能白死。
援军的消息像天上的云，飘来飘去，总落不到地上。电台坏了又修，修了又坏，最后传出的电文，字字滴血：“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这不是汇报，是留给历史的遗嘱。
最后的防线，收缩到了中央银行大楼和寥寥几处街垒。战斗变成了以小时、以分钟计算的消耗。每一片碎砖后面都可能射出一颗，每一处断墙转角都可能爆发一场同归于尽的搏斗。生命在这里，用秒来丈量。余程万在望远镜里看到，北门方向，日军的太阳旗终于插上了主城楼。他摘下眼镜，用力擦了擦，什么也没说。旗可以插上城头，但插不上还活着的人的心头。
那个黄昏，残阳如血，泼在沅江上，江水泛着红光，像一条巨大的伤口。接到了突围命令的残部，默默集结。留下断后的是一个自愿报名的伤兵班，班长只有一条胳膊能动。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对经过的每一位弟兄点头，像在检阅，也像在告别。枪声，是他们最后的送行曲。
城，最终还是陷落了。但“陷落”两个字太轻，载不动那十几天里的山河之重。八千戍卫，十不存一。他们用血肉，一寸一寸地磨钝了侵略者的刀锋，把“常德”这两个字，永远刻在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脊梁上。这里没有神话般的胜利，只有真实的、近乎绝望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它让后来的人知道，华夏的城池，纵使到最后一砖一瓦，也有不屈的魂灵在戍守。那魂灵，就在弥漫的硝烟里，在寂静的废墟上，在每一个记得他们故事的人心中，永远地，站着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