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九，我踩着碎雪回到老屋。院里的腊梅开了，冷香幽幽的。奶奶在灶间蒸年糕，白汽混着枣香漫出来，糊了半扇窗。她掀开木盖时，呵着气笑：“就等你回来揭笼呢，盼了一年啦。”
除夕守岁，一家人挤在旧沙发上。春晚还是那些节目，但背景音里总有伯伯们搓麻将的哗啦声，混着外头零星的鞭炮响。父亲忽然指着电视里的小品说：“你小时候看这个，笑得从凳子上滚下去。”大家都笑了，我鼻子却有点酸。
年初二，陪母亲去镇头庙会。她蹲在卖绒花的摊前挑拣许久，最后选了支最艳的桃红，仔细别在我毛衣上：“戴着，喜气。”卖糖画的老伯认得我，舀起糖浆唰唰几笔，竟画出只歪歪扭扭的小兔子——和我十岁那年得到的一模一样。
离乡的清晨，行李箱被塞满腌菜、炸藕盒。车发动时，奶奶忽然追出来，把捂在怀里的暖水袋递给我：“路上抱着，暖和的。”后视镜里，她系着旧围裙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化进薄雾里，像一枚褪色的剪纸。
回到城市，拆开母亲偷偷塞的红色。除了压岁钱，还有张字条，是她用工工整整的字写的：“年夜饭的鱼，给你留了半边在冰箱上层。”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故乡的烟火气，原来是可以带着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