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春秋外传”具体指哪本书吗？答案就是《国语》。这个称呼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伴随着《国语》与经学（儒家经典研究）的复杂关系而形成的。
一、“春秋外传”别名的由来：攀附经学的开端
《国语》本身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史书，按周、鲁、齐、晋等八个国家分别记事，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它原本并不在儒家经典序列里。转变的契机始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提了一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又提到左丘明写了《左氏春秋》（即《左传》）。虽然司马迁没说得很明确，但这个关联埋下了伏笔。到了东汉，班固等学者进一步确认左丘明既是《左传》的作者，也是《国语》的作者。因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重要著作，被称为《春秋内传》，那么同样“出自”左丘明之手的《国语》，就被顺理成章地冠上了《春秋外传》的别名，以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关系。于是，《国语》就借着《左传》的光，以“春秋外传”的身份进入了古文经学的系统，地位得到了提升。
二、身份的确立与巩固：在经学语境中的扎根
在东汉愈演愈烈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中，“春秋外传”几乎成了《国语》的专有代名词。比如王充在《论衡》里直接管《国语》叫《外传》，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引用时也称“《春秋国语》曰”。这说明当时学者们已经完全在经学讨论的框架里看待这本书了。到了三国时期，韦昭为《国语》作注（即《国语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注本。他高度评价《国语》，说它内容包罗万象，“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认为其价值足以和经典并列，而不仅仅是诸子之流的书。这种看法在当时并非个例，魏晋时期出现的《国语》注解远多于两汉，可见那时很多学者确实把《国语》当作经学文本来对待。
三、质疑与剥离：从经学宝座跌落
《国语》的经学身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西晋的傅玄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它并非左丘明所作，理由是《国语》和《左传》记载同一件事时常常有矛盾。到了唐代，质疑声更大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直接把《国语》归为史书一类，把它从经部“春秋类”的序列里拉了出来。唐代中期兴起的疑经思潮，以及后来宋明理学的兴起，都使得《国语》与《左传》的紧密关系受到挑战，其“春秋外传”的光环逐渐黯淡，在学术界的提及频率也大大降低。
四、流变的尾声：在经史之间的最终定位
清朝考据学兴起，《国语》作为珍贵的先秦古籍重新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它的人又多了起来。但这时，关于它到底是“经”（春秋外传）还是“史”的争论依然存在。最终，代表官方学术观点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把《国语》放在“春秋类”里不合适，将其归入了“杂史”类。这一定位，可以看作是对其“春秋外传”这个经学别名的一次官方剥离。随着20世纪经学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这场持续近两千年的身份之争才逐渐平息。如今我们提到《春秋外传》，都知道它指的是《国语》这部重要的国别体史书，而它那段作为经学“外传”的起伏故事，则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有趣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