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春天，料罗湾的海风带着咸腥味。郑成功站在八艚舰的船头，铁甲在暮色里泛着冷光。他的面前是荷兰人盘踞的热兰遮城，身后是两万五千名沉默的士兵。海浪拍打着船舷，像极了二十三年前安平港的潮声——那年他七岁，被父亲郑芝龙接去日本平户的商馆，母亲田川氏站在码头的石阶上，发髻被海风吹散成一蓬乱草。
“国姓爷，潮水转向了。”副将陈泽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郑成功摸了摸腰间佩剑，那是隆武帝御赐的“招讨大将军”印信时一同赐下的。剑鞘上镶着半块残缺的玉璜，另外半块留在泉州老宅的祠堂里。他忽然想起施琅——那个如今在清军水师效力的同乡，两人曾在厦门演武场比试剑法，施琅的刀锋削掉过他一片指甲。现在那片指甲盖大小的伤疤还在右手虎口上，每逢阴雨天就隐隐发痒。
围城进入第九个月时，军中开始流行疟疾。每天都有士兵被裹草席投入大海，郑成功下令每抛一具遗体就要鸣炮三响。炮声在台江内海回荡，混着荷兰人教堂的晚钟，把黄昏搅成破碎的铜锣声。最艰难那天，他的坐骑“乌云踏雪”倒毙在滩头，马尸被潮水卷走时，他看见马鞍上绣着的“明”字被浪打得翻卷起来，像条垂死的鱼。
热兰遮城投降那天飘着细雨。荷兰总督揆一交出城门钥匙时，郑成功注意到对方手套上缀着银纽扣——和他父亲当年与荷兰人贸易时佩戴的几乎一样。他忽然用闽南话问通译：“你问他，记不记得崇祯六年的那船生丝？”通译愣住，荷兰人茫然地摇头。郑成功不再说话，转身望向西边海面。那里有他再也回不去的安平桥，有被清军刨开的郑氏祖坟，还有他悬梁自尽的母亲最后眺望的方向。
后某个深夜，他在赤崁楼翻看军粮账簿，突然把算盘摔在地上。七十三颗算珠滚进黑暗里，副将们举着火把找了半宿才凑齐七十二颗。最后一颗在三个月后的雨季才从地板缝里抠出来，那时郑成功已经病得说不出话。他盯着那颗被白蚁蛀空的算珠看了很久，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海风穿过战船残破的帆索。
临终前三天，他让人抬到鹿耳门水道。潮水正在退去，露出当年登陆时搁浅的船骸。有块船舷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姓氏——那是阵亡将士的名字，被牡蛎壳覆盖了大半。他伸手想抠掉那些灰白色的附着物，指甲缝里渗出血，混着牡蛎壳的碎渣滴进海水里。亲兵听见他反复念叨一个词，俯身细听才辨出是闽南童谣里的句子：“牵帆过黑水，目屎滴船板……”后面半句终究没唱出来。
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台风提前登陆。赤崁楼的窗户纸被雨撕成缕状，郑成功最后望向地图上厦门的位置，那里标着朱砂红的“思明州”三字正在洇开。他想起十二岁那年，父亲带他在厦门海域辨认星象，说北极星永远指着回家的路。如今他三十九岁，躺在离北极星最远的岛屿上，手里攥着的那枚永历通宝，钱孔穿着的红绳已经褪成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