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风里还裹着冰碴子，但向阳的土坡上，草芽已经顶开了硬壳。村口的老槐树还没吐绿，树下却先热闹了起来。王会计把一张印着红头字的纸贴在斑驳的砖墙上，人群立刻围了上去，像铁屑遇见了磁石。我挤在大人腿边，只听见一片嗡嗡的议论，像蜂巢被捅了一下。李老汉蹲在人群外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眼睛眯着那张纸，半晌，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对身边的儿子说：“包产到户……这地，真能算咱自己的了？”他儿子，一个总皱着眉头的壮实后生，没吭声，只是用力搓着手里一把干硬的土疙瘩，搓得细细的，从指缝里漏下去。

村西头的河开了冻，水声哗啦啦的，比往年都响。李老汉家分到了那块最远的洼地。天还没亮透，一家老小就全在地里了。老汉扶着犁，儿子在前头拉着，绳套深深勒进肩膀。没有牛，人就是牛。新翻开的泥土黑油油的，冒着热气，混着冰茬化成的水，润湿了他们的裤腿。老汉的女儿，梳着两条粗辫子的春燕，跟在后面点种，手脚麻利。休息时，她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蒙蒙的天光，忽然小声哼起歌来，调子是老的，词却含含糊糊的，像在憧憬着什么别的东西。她爹听见了，瞪她一眼：“丫头家，好好干活！”春燕住了口，脸一红，低下头，手指却无意识地在湿润的泥地上画着，画出一只鸟，又很快抹掉了。

日子就在这泥土的腥气和汗水里，一天天被拉长。庄稼见风就长，绿得晃眼。村里渐渐有了些不一样的声音。先是张木匠不再只给村里人修犁耙，偷偷接起了外乡的活计，家里响起了有节奏的锯木声。接着，春燕和几个姑娘嘀咕了几天，竟凑钱买了两台旧缝纫机，吱吱嘎嘎地，学着做起了城里人样式的衬衫。李老汉起初骂她们“胡闹”，“不务正业”，可当春燕把第一笔工钱——几张挺括的票子——塞到他手里时，他捏着钱，对着日头照了又照，半晌没说话。那晚，他蹲在门槛上，对着星空，对儿子说：“这世道，好像真的……转了个弯。”

又一个春天，村口的老槐树郁郁葱葱。一辆拖着长烟的长途汽车在土路上颠簸着停下。春燕拎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搪瓷缸子碰得叮当响。她穿着一件自己做的的确良衬衫，领子挺括。全家人都来送她，去南边的特区。李老汉没再骂，只是反复叮嘱：“到了地方，捎个信回来。”车子发动时，春燕从车窗探出身子用力挥手，风吹散了她的头发，她的眼睛亮晶晶的，看向道路尽头，那里，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连接着看不见的远方。车子远去，黄土路上只留下两道新鲜的车辙，深深浅浅，指向山外。

很多年后的一个春日，我回到故乡。老槐树还在，树下停着好几辆小汽车。村里盖起了整齐的楼房，但那片洼地还在，只是如今种满了观赏苗木。我遇见已是老人的春燕，她刚从社区的老年大学书法班回来。我们聊起那个遥远的春天，聊起那张红头文件，聊起拉犁的清晨和缝纫机的声响。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花瓣舒展：“那时候，只觉得浑身是劲，前面有光，闷着头就想往前冲。现在想想，那不就是一首诗么？我们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个字，一个标点。”她顿了顿，望向窗外明媚的春光，“一首写了好长好长的叙事诗。”

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春天，从来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首漫长的、由无数普通人起笔的叙事诗的开篇。犁铧翻开冻土是它的韵脚，缝纫机的节奏是它的音节，远行的车辙是它的分行。它讲述着挣脱与渴望，描绘着汗水浇灌出的新绿，回响着一个时代转身时，骨节发出的、充满生命力的轻响。这诗篇至今仍在续写，在每一个崭新的春日里，发出新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