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行李箱轮子哗啦啦碾过广场地砖的声音混成一片厚重的背景音。老张紧了紧身上的红马甲，那上面“春运志愿者”几个字被车站大厅的灯光照得有些发亮。这是他第五个年头穿上这件马甲了。他记得第一年，手忙脚乱，指个路都磕巴。现在，他闭着眼都能说出第三候车室往左拐，母婴候车区直走到底。

“姑娘，这票……这票上写的在哪儿等啊？”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捏着一张皱巴巴的车票，凑到老张跟前，眼神里有点慌。她背着一个快赶上她半个人高的编织袋，手上还拎着两个鼓囊囊的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老张接过来，凑近看了看，又抬头看看大厅里的电子屏。“大娘，您这趟车在二楼A区，还有点时间，不急。来，我帮您拿这个大的，咱坐那边电梯上去，省力。”他自然地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编织袋，另一只手虚扶着大娘的胳膊，引着她往电梯方向走。大娘嘴里不住地道谢，说儿子媳妇在南方打工，今年接她过去过年，就怕自己摸不着路。

候车大厅的角落，志愿者小李的“临时托管区”正热闹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围着她，一个要喝水，一个指着绘本上的大火车咿咿呀呀。孩子的妈妈在旁边，终于能腾出手来泡碗面，脸上是松了口气的感激。小李是大学生，今年头一回当志愿者，她说没想到自己那点哄侄子的本事在这儿派上了大用场。她口袋里总是装着几颗独立包装的糖果，还有打印好的简易火车图片，孩子们看着就不闹了。

问询台前永远排着小队。“K558次晚点了吗？”“厕所在哪儿？”“哪里能接热水？”问题琐碎又急切。志愿者小陈嗓子有点哑了，但脸上始终挂着笑，手里的小喇叭时举时放，尽量把声音送到每个人耳朵里。他面前贴着一张手写的便签，记着今天几趟易混淆车次的信息。旁边一位大哥手机没电了，急着联系接站的家人，小陈从自己兜里掏出充电宝递过去，“用我的，快充，十分钟就能开机。”

中午时分，老张换岗下来吃饭。志愿者休息点设在车站办公室旁一个小房间，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上面堆着盒饭和瓶装水。他刚坐下，手机响了，是女儿发来的视频请求。屏幕里，小外孙女的脸挤得满满的，奶声奶气地问：“外公，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妈妈说你在帮别人回家。”老张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外公呀，再帮几天，等大家都差不多上车了，就回来陪宝宝放鞭炮。”挂了电话，他扒拉两口饭，对旁边的小李说：“干这个，图啥？就图个心里踏实。看见他们顺顺利利上车，好像自己家里人出门放心了一样。”

下午，一位盲人旅客在亲属陪同下到站，亲属临时要离开一下，急得不行。老张和另一位志愿者主动顶了上去。他们一左一右，不叫“搀扶”，只是稳稳地走在旅客身侧，用清晰的声音提示着脚下的路况——“前面有三阶楼梯，我们慢慢下”、“右转，直走大概二十米就到检票口了”。他们把他送到重点旅客候车区，和车站工作人员交接好，又详细告诉了工作人员这位旅客的车次和需求。那位盲人旅客一直点着头，最后朝着他们声音的方向，很认真地说：“谢谢你们，我心里有灯了。”

夜幕降下来，车站的灯光更显得温暖。最后一班夜间临客开始检票，喧嚣了一天的车站渐渐安静了些。红马甲们还在零星地走动，收拾着服务点散落的纸杯，归置好便民物品。老张站在大厅门口，看着又一批旅客拖着行李，带着期盼的神情汇入夜色，走向站台。寒风从门缝钻进来，他却不觉得冷。他知道，这些匆匆的背影那头，是热腾腾的年夜饭，是久违的拥抱，是一声声“回来了”的惊喜。而他们这些穿着红马甲的人，就是这段归途上，一道小小的、却足够温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