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说话结巴。不是天生的，是五岁那次高烧后留下的毛病。一着急，话就卡在喉咙里，像被打了无数个死结。同学们学我涨红脸的样子，我渐渐成了教室角落里的哑巴影子。

初二那年，学校来了位实习老师，姓陈，教语文。她总穿素色长裙，说话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第一次点我读课文，全班都在憋笑。我站起来，第一个字就卡住了。额头冒汗，手指掐进课本里。“我们……我们……”那个“们”字像锈住的齿轮，怎么也转不出来。哄笑声快要掀翻屋顶时，陈老师轻轻敲了敲讲台：“大家安静。我在听一朵花开的声音。”教室里瞬间寂静。她走到我身边，手指抚过课本上的句子：“不急，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

那天放学，她叫住我，递给我一本泛黄的《朗诵艺术》。“我小时候也口吃，”她说得轻描淡写，“后来每天对着镜子说绕口令。你看，现在不是好了？”她的眼睛亮亮的，像藏了两盏小灯笼。从那天起，放学后的空教室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她教我“四是四，十是十”，教我如何用气息托住声音。我总是说得磕磕绊绊，她却永远笑眯眯地听着，仿佛我吐出的是珍珠。有时练累了，她就给我读诗。她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时，窗外正好有暮色漫进来，给她周身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那一刻，我觉得她本人就是一句诗。

一个月后的朗读比赛，她替我报了名。我吓得直摇头，她按住我发抖的手：“不是要你夺冠，是去试试看破茧的滋味。”比赛那天，我攥着稿子走上台，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熟悉的窒息感又扼住了喉咙。就在这时，我看见她站在礼堂最后排，举起了手机。屏幕亮着，上面一行大字：“我在听花开。”像有人往我心里投了一颗小小的定心石。

我吸了一口气。声音出来了，有点抖，但是连贯的。当我念完最后一句，掌声响起来。我鞠躬时，眼泪砸在了讲台上。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说完一段话，没有停顿，没有嘲笑。后来我没再见过陈老师，实习期结束她就离开了。但她留下了一束光，很微弱，却足够照亮一条崎岖的路。如今我依旧算不上口齿伶俐，但不再害怕开口。因为我知道，曾经有个人，在所有人都嘲笑我的结巴时，她却安静地，听见了一朵花打开花瓣的微响。那声响很轻，却震耳欲聋，足够让我循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每一步。